论空间体验叙事转型下的现代市民小说价值观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市民赖以生存的城市逐步成熟,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与日常空间逐步成型,而这正是现代市民生存空间的两大系统,他们是现代市民生活的两副面孔,形成了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叙事转型的两种不同维度和价值取向:三十年代现代市民小说的以公共空间为中心的"震撼体验"叙事,形成了趋时求新为主要基调的市民价值观。四十年代现代市民基于日常生活的深度叙事,生本位成为现代市民价值观的主导倾向,而这两种价值倾向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市民人本追求。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     

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叙事模式研究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中基本呈现四种叙事模式:其一是贼寇祸乱模式,将农民战争视为匪寇,这种自古代农民战争历史剧以来的叙事模式在抗战的环境下又有新的含义;其二是豪杰之士拯救模式,将农民起义视为忠臣、豪士替天行道、重整朝纲的行为;其三是昏君失德模式,由于君王的昏庸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其四是亢龙有悔模式,主要出现在抗战后期中共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后,在解放区出现的李自成系列历史剧,重点叙述在革命胜利后由于革命领导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溃败的历史教训,用来资鉴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叙事模式主要出现在左翼革命作家的历史剧创作中。     

马克思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兼评诺曼·莱文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看法

新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诺曼·莱文揭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上的关系。首先,莱文揭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之间的连续性与差异性,指出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时的不同视角。其次,莱文强调了法国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市民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与左派雅各宾主义的理论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了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形成的影响。最后,莱文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     

城市艺术中的英雄

古典叙事艺术传统中，故事的主人公只能是“英雄”，即具有显赫地位、行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物。但当叙事艺术通过市民戏剧、话本、小说等形式进入到都市市民的艺术生活中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叙事作品中人物身份的变化。市民文学中的小人物与古典叙事中的英雄相比，重要的差别在于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失去了重大的意义。城市文化越是发展，个人行为的意义就越是萎缩。在现代的大都市里，对社会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为都已经越来越远离了个人行为的可能牲。现代城市生活中个人的无能为力状态在市民艺术所塑造的形象中却反转了过来。当代的通俗叙事艺术中常常可以看到“英雄”式的主人公，这种“英雄”的意义与我们所知的现实世界的意义关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实质上是一种现代人寻求庇护的幻想。     

萧红小说与"五四"文学传统

左翼小说家萧红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吸取了艺术营养,把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叙事结合起来,将女性的立场贯彻到社会革命的题材中,创造了一种融细腻写实与温婉抒情于一炉的小说风格.萧红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思左翼文学的成就与不足.     

从多元到单一: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变迁

在早期革命文学中同时并存“解放”叙事与“革命加恋爱”式的情爱叙事两种模式,前者淡化现代革命的“自由”理念而专注于“解放”诉求,以“阶级性”为核心并彰显阶级对立与斗争,最终走向革命暴力展示;后者则试图在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革命冲动与情爱追求的冲突与互动中去表现人,从而在主题上更加具有歧义性与复调性.“左联”成立之后,一方面通过“大批判”的方式清除了早期革命文学中“革命加恋爱”的情爱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通过对符合左翼文坛要求的作品加以及时肯定、赞赏的方式逐步将文学引导到既定的规定上来,“解放”叙事逐渐取代了原先的情爱叙事.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试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在重点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特别注意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多维度现代价值,特别在其对于科学处置社会与国家关系、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流变论略

市民小说是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即市民文化的文学性表现,以世俗化、平民化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直接体现着市民的生活理想、价值观念和基本行为方式等。通过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小说流派、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和梳理,力图回溯上一个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蜕变发展的宏观面貌,进而揭示中国市民文化、市民文学不断摆脱农耕文化影响,逐渐走向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曲折历程。     

人道主义的现代阐释

西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具有人道思想和人道原则、现代市民社会意识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三层含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历史上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人道思想、人道原则和现代市民社会意识形式等优秀成果,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相结合所形成的人道主义新形态,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思想启蒙和先导的作用.     

现代公民的特征及在大学进行公民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是公民的社会,在建设现代化和走向法制社会的中国,造就一大批既注重主体权利、同时对国家和社会极具责任感的现代公民,是大学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科学界定现代公民的概念,明确在大学进行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掌握公民教育的内容,是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前提。     

国民塑造与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以修身科的历史嬗变为中心

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中,传统道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撼动,并因此出现了断裂,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近代中国道德教育的主要载体——修身科应运而生。从臣民的教化到国民的培养,从个人私德的修炼到国民品性的完善,从传统的教化灌输到学生本位的课程教育,在修身科的这一历史嬗变中,传统德育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传统德育的近代转型却未彻底实现,因此在国民塑造上也仅是缺位的启蒙。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

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     

英美现代诗论的“经文”——从柯勒律治的想象力理论说起

在《文学生涯》第14章中,柯勒律治将想象力描述为各种对立因素的均衡与协调。而这一论述几乎成了英美现代诗论的经文,不仅托.斯.艾略特、理查兹曾多次引述过,而且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也倍加青睐。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这段论述所作的阐发和引申,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美现代诗论与浪漫主义批评之间深刻而复杂的联系。     

“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近代小说两种叙事模式中的现代性意味

旅行者叙事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两种现象.前者中旅行者复杂和"流动"的个体体验成为叙事的一个焦点;后者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叙事的基本结构.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折射了近代文化中的现代性意味.     

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使中国人产生了自我群体身份急待确认的心情,激发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想象。在战争中,国人不同程度地从自己所属的社群脱离出来,加入到建构自己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的逻辑与路径反思——公民权的视角

从治理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不仅仅关系到教育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三农问题和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而从公民权逻辑出发,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保障则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完全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石,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其公民权的内在组成部分,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是现代国家应承担的责任,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根本保障则在于宪政建设。现代国家应当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强宪政建设,切实保障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