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自媒体时代的中国政治传播及其治理

在自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标层面,导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政治传播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要求中国政治传播进行角色转变:从政治传播层面促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通过提高多元行动者政治传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增强制度和治理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通过政治传播促进政府与公民、国家与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使治理走向"善治"。在运行机制层面,伴随着自媒体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从三个方面促进中国政治传播运行机制的现代化:一是从政党领导和职能方面促进政治传播的制度化;二是政治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其关键在于运用新媒体和新技术促进公共舆论的政策转换;三是政治传播的民主化,通过包容表达、鼓励对话,借助新的媒体技术,促进单向和对流的政治传播向双向互动的政治沟通秩序转变。在价值层面,中国政治传播的现代化需要不断推进"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三种现代价值的实现,同时平衡和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     

网络“自媒体”语言消费大观及其成因探析——兼论网络“自媒体”的互文性特征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语言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途径越来越为广阔,由此所产生的消费活动及其经济价值也越来越明晰地凸显出来。随着手机、电脑、互联网的兴盛与普及,以生产并传播手机短信、博客微博、网络评论等为代表的"自媒体"语言消费活动蓬勃发展,在种种全民参与的"话语狂欢"活动中,人们消费着个体的意识形态,也消解着集体与个人的精神压力。     

“网众”传播：自媒体时代科学传播的范式

自媒体时代的网众科学传播中,“受授”关系被瓦解,中心权威与“把关人”不复存在,技术的赋权给科学传播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新的传播模式建构提供了机遇。利用多元的主体为网众科学传播“开源”,利用新的信息过滤机制为网众科学传播化“源”为“流”,从而推动网众科学传播模式构建。     

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其道德底线

自媒体传播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功能,有力地提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完善.然而,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在现实中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自媒体传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通过自媒体传播参与社会舆论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关乎自媒体传播空间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课题.探究并坚守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当成为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全民共识.     

挑战与机遇的对决:自媒体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自媒体的出现,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有了更高要求。自媒体因其开放性、碎片化、娱乐性等特征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造成一定的困境。同时,也因其传播主体的广泛性、资源共享性等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机遇。从中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传统文化的融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着重点,以便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做现实的铺垫。如何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工作,这是当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     

论自媒体传播中的公共性缺失

自媒体传播中尚存公共性缺失的现象,包括自媒体传播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谣言,传播主体缺少独立判断；自媒体传播的内容有限,对公共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参与尚未得到有效开发；自媒体传播中传播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责任认定的缺失,也影响着其公共性内涵的丧失.基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缺失,应该鼓励自媒体传播主体慎议和自省,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同时保持自媒体传播和主流媒体传播的平等性,并且制定灵活的谣言纠察机制.     

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后真相偏向

自媒体的个体信息传播行为,在受众面与影响力上如果做得好并不亚于传统大众媒体,但以网络技术赋权为基础的个体传播行为,难免在传播理念与内容把关上,表现出自我个性化处理与对后真相传受心理的利用等特征,导致后真相传播偏向发生,进而导致自媒体信息传播侵蚀主流社会共识。这一侵蚀结果又助推传受双方的后真相心理偏向,导致自媒体个体传播行为有意无意对其予以迎合顺应,形成互推式恶性循环关联。因此,应从政府、网站、个体三个维度进行治理,传播主流价值观,维护社会共识的统一。     

自媒体传播环境下生态环境事件危机管理研究

生态环境事件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质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政府面临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新时代要求政府和社会管理者要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有效应对以减少负面影响。运用案例分析法,按照美国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的4R理论,通过对两大生态环境事件案例进行分析,透视了当前政府在自媒体背景下应对生态环境事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最终提出了生态环境事件的政府危机管理的应对策略和基本建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媒体传播

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凭借技术优势及对新闻性信息的天然附着．成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播“加速器”。在这类事件中,新媒体呈现出瞬间聚焦、疾速扩散、热点唤起和叠加互动的传播效用。而显露出多重特征的各类信息传播节点,又构筑了单中心、多中心、去中心和混合型传播模式。面对复杂局面,急需创新虚拟社会管理,通过基层社会建设、预警机制建设、制度保障建设、沟通渠道建设等加以努力。     

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视觉符号与设计内涵的融合

本文以视觉符号的内涵作为切入点,探讨视觉传达专业教学中视觉符号和设计思维的契合点.以实际案例分析视觉符号元素在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学中的作用,阐述视觉符号与设计内涵二者的相互关系.     

基于“自媒体”的公民社会治理参与

“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于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意义重大。“自媒体”的出现为公民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提供了便利化的途径,“自媒体”的兴起提高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自媒体”的出现提高了民众的话语权。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有诸多现实障碍。为此,要加大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民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能力;提高政府利用“自媒体”的能力,树立政府信息的权威性;尊重民众利用“自媒体”进行社会治理参与的权利。     

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无论是强技术决定论,还是弱技术决定论,都过分强调了技术的核心与主导作用,而忽略了社会政治文化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媒介进化史表明,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需要导致了对过时技术的排斥和对新技术的刺激;另一方面,与过时技术有关的社会压制因素会延缓新技术的扩散。另外,传播技术对社会塑造力量的发挥,亦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为决定论的一种替代性范式,"技术—社会互动"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传播技术的演进模式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浅析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动机

由于大学生在社会中的特定层次和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他们思想活跃、感情丰富,社会交往的动机极为强烈和复杂,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与生存竞争动机、情感与归属动机、人格价值动机和社会化动机,那么针对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障碍,有意识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交往动机,对于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有着积极的意义。     

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

跨文化交际有两种途径: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系统与言语交际,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者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他们都属交际,即一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信息通过某种途径传递给另一人的过程;所不同的是信息从发出者到接收者之间传递的途径。在跨文化交际中,弄清非言语交际与文化的关系很重要。     

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行为

正确理解对方的有声语言并不一定意味着跨文化交际的成功。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包括身势语、体触语面部表情等等。而同一种非言语行为如身势语 ,体触语 ,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涵义。因此本文旨在介绍几种跨文化交际中使用比较频繁的非言语行为 ,比较不同国家的异同 ,促进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跨文化交际与非言语准则

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交际也大量存在。它涉及一些不同文化的非言语准则以及针对这些准则所使用的交际策略。因此,重视文化差异产生的影响,认识文化因素的导入对成功地进行交际是十分重要的。     

西方修辞学视阈下的受众分析与跨文化有效交际

本文试图借鉴西方修辞学理论结合PAC理论,探讨受众分析与跨文化有效交际的问题,以拓展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     

超越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解析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本文从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的发生背景、切入点着手，分析了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认识论思想，并分析了其理论目标。文章还强调了其理性批判精神的实质，并分析了其理论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最后，文章剖析了其理性重建的哲学理念．并对其理论的延展部分商谈理论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