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

一、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无疑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既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博大庞杂的另一面。特别是它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又有代表人物、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宋明理学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又称“新儒学”。它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通过注释儒学经典，阐述理学思想，提出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赋予了时代的内容和涵义；通…     

现代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评戢斗勇先生《儒家经济伦理精华》

儒家理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儒学内容主要是“祖述（继承）尧舜，宪法（效法）文武”，崇尚“礼乐”，主张“法治”、“仁政”，重视忠孝等伦理道德教育。汉代以后，儒学成为我国二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至今对我国乃至世界仍有影响。当历史跨入２０世纪后，随着我国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儒家思想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与批判，“文革”期间儒家思想几乎等同于“反动理论”，除“批孔”需要外，无人敢于涉足其间。儒家理论的研究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儒家思想毕竟是我国古代先贤智慧的结晶，尽管其…     

《鹖冠子》中的儒法思想及其关系

在《鹖冠子》这部文献中，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辨析两者在文献中的具体关系，特别是儒家思想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黄老学对各家思想的吸收，更加准确地把握黄老学的特征及内涵所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儒学由“学”到“术”的转变，更可以一窥儒学在汉初之际发生根本转变的前在形态。     

董仲舒思想五题

一、“天人三策”与儒学复兴秦亡汉兴,汉室乘秦之弊而得天下,不能不认真思考和总结秦王朝短命天亡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之道．汉初兴黄老清净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治”之初步繁荣．殆至武帝时,无为之学已不能适应亟待建立大一统政治秩序和强比中央集权之要求．富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求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新的治国原则．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用上策,提出了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三次对策即与汉代儒学复兴关系重大的《天人三策》。在“天人三策”对策一中,董仲舒将先秦儒家天命论与阴…     

关于朱熹哲学的几个问题

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具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朱熹的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体系庞大,内容宏富,既多精华,也有糟粕。笔者试就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愿与学术界的同志们商讨,错误和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一、朱熹之学是先秦儒学之复兴和发展。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儒学”。古往今来,解释“儒”和“儒学”的,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蒙文通先生给“儒学”下的定义,最能道出儒家思想之中心内容。蒙先生说:“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蒙先生的这个定义,很有来历,决非凭空杜撰,而是从孔孟的思想体系中归纳、提炼,升华而成的。先秦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下面仅就《论语》和《孟子》两书进     

中心与边缘：近代儒家伦理精神嬗变轨迹及其超越

近代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是在外力作用下的被动反应。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紧张和纠结中，儒家思想传统历经沉浮。主要体现在几个阶段：晚清士大夫群体建制化儒教努力的失败带来传统政教关系的破裂，儒家思想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失去“中心”思想地位。接着，在取法于西的“道德革命”中，儒家伦理思想遭遇到从具体规范到形而上学领域的全面否定。然而，在由“天下”到“国家”的转变中，儒家思想却又从失去制度支撑的“边缘”、“游魂”发展为重新纽结民族精神认同之基石。在“中心”与“边缘”的嬗变轨迹中，道德哲学体系经历了从“理学”到“伦理学”再到“新儒学”的发展。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历程中，重审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之嬗变过程，发掘儒家思想传统的精神价值，是理解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历史基础，也能为实现民族伦理复兴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     

老生代散文与儒家诚学

文章通过对老生代散文文本的深入分析,阐明老生代散文与儒学诚学的渊源关系。老生代散文家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国学”教育,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儒学诚学里“言忠信、行笃敬”的观点在老生代散文里体现得尤为突出。老生代散文里的“真诚”就是儒家诚学思想在当代“新时期”的翻版。这是老生代散文对传统文化承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论退溪学的体用观

李退溪(1501-1570)之学,“所论不过乎孔、孟、曾、思、濂、洛、关、闽之学,”尤其宗奉朱喜,他曾说:“朱子吾所师也,亦天下古今之所宗师也。”他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成为朝鲜李朝的新儒学大师。一、退溪学的主线是理学体用观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荀爽易学卦变说初探

荀爽易学卦变学说的总纲是乾坤交通、阴阳往来而生诸卦.乾坤交通卦变的基本方式有《乾》《坤》两卦所生消息卦中二阴二阳消息卦、三阴三阳消息卦的卦变,以及《乾》《坤》两卦生六子卦、六子卦的卦变.荀爽通过卦变取象注《易》,融通了象辞之间的联系,确立了乾坤在《周易》中的根本地位,建立了《周易》卦变的普遍原理,启示人们效法天地,与天地和谐一致.探讨荀爽易学的卦变说对于我们研究易学卦变说理论及其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淮南子》音乐美学思想特征探微

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集体编撰的《淮南子》一书论及天文地理、兵略治术、人文自然等,对《淮南子》各篇中论及音乐的文字进行探究,从而归纳总结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历史成因和儒道思想相融并争、矛盾统一的特征体现,以及对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深远影响。     

试论儒学中的子贡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上古文化传承者和中古文化开启者 ,彪炳千秋 ,他教授过众多弟子 ,其中子贡能力最强 ,成就最大 ,正是他真正地理解了孔子 ,学得了孔子的精神学问 ,也正是由于他 ,儒家学说才得以发扬光大 ,并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但是 ,子贡在孟、董、程、朱儒学系统中的地位并不高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孔子对子贡的多次批评应该是主要原因。实际上 ,子贡在儒学传承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柳宗元的墨学观

唐代思想解放,诸子学说重兴,沉寂多年的墨学亦受到重视,唐中期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墨学做过研究。柳宗元曾辩墨、佛之优劣,提出“墨不如佛”,又曾就墨学流传加以研究。柳宗元“儒佛同道”、“墨不如佛”诸论的出现,既受孟子以来“尊儒辟墨”的儒家学术传统的影响,又与彼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学术背景相关联。     

《庄子》内七篇之篇名由来问题的再检讨

《庄子》内七篇的篇名由来问题是现代庄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张恒寿、崔大华先生对此都提出了重要见解。通过把内篇的七个题目叠合起来所透露出的精神内蕴与《淮南子》的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刘安、刘向各自的身份和思想特征,以及他们分别所处的西汉早期和中后期的社会思潮特点,可以推断,内七篇的篇名极有可能出自刘安之手,而不可能是刘向所为。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看"舜之封象"、"子为父隐"

黄裕生先生从“本相存在与角色存在”的方法原则出发,认为“舜之封象”、“子为父隐”是违背公正原则的。其实,即使从这一方法原则出发,也不能得出上述观点。“舜之封象”、“子为父隐”不仅没有违背公正原则,反而正是本相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在运用西方思想分析中国儒学的经典时,一定要注意对经典的理解,否则我们的分析就无法触及中国儒学的核心。     

儒家文化人格与《水浒传》的创作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