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选取120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探讨了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创新创业绩效的关系.其中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过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三个因素衡量;创新创业绩效又分成客观及主观指标进行衡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与创新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创业心智会对创新创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预测;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和显著的正向预测.结论表明:主观幸福感、创业心智及心理弹性均对创新创业绩效有着积极影响;创业心智越高,创新创业绩效越高;心理弹性越强,主观幸福感越高.     

目标制定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述评

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假设.已有研究证实,目标的意义性、目标内容、制定目标的语义表达方式、实现目标可用资源与元认知策略以及目标制定者的道德品质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亲密性目标、精神类目标、再造力目标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而能量型目标则易产生消极情绪;积极、正向的语义表达方式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可利用资源越多,越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进而越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元认识策略的合理性及阶段目标完成后及时的正向强化,可保持目标活动的新鲜性、意义感、趣味性,从而促进目标的实现.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领域、时程、方法和理论假设等方面还需要强化.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

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古老而时尚的话题,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构成了幸福的主要方面,财富、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被试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     

“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安排、居住观念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居住安排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发现同住在农村地区确实能够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两者发生作用的内在机制是:同住增加了代际间见面机会而作用于老年人幸福感。在进一步控制了居住观念这个文化因素之后,发现农村老年人和子女同住只有在主观上也认同同居时才能产生幸福感收益,从而支持了文化观念是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发生联系的重要调节因素,这些发现在政策上启发:农村老年人的最优居住安排应与农村老年人的居住观念保持一致且能够增加代际间见面频率。     

中国家庭幸福感测量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是“家本位”,测量家庭幸福感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为克服家庭幸福感测量中存在的自评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概率样本调查数据,引入“测量锚点”和“等比例方法”对家庭幸福感评分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家庭幸福感自评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的评分差异,从而揭示以往主观评价变量非标准化测量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以社区融合状况对居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为例,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比较了家庭幸福感标准化与非标准化测量在研究结论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     

当代都市青年幸福感的哲学反思

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幸福＂与个体的生存境遇、获取幸福的过程以及伦理道德规范三个要素密切相关。对于当代都市青年而言,其幸福感主要来源于这三个要素的有效整合。它们不仅构建了当代都市青年幸福感形成的现实维度、时间维度与价值维度,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青年群体对＂幸福＂的感知。     

主观幸福感结构——情感要素和认知要素二元分类图式的诊断

传统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是由以情感要素为测量取向的快乐感和以认知要素为测量取向的满意度     

流动人口的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比较及相互关系研究——以温州为例

比较了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探讨了三者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人际信任变量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25～30岁流动人口在人际信任上的得分最高,显著高于研究中的其它年龄组;在社会支持变量上,外出打工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要显著高于1年及以下(p<0.05)及1～2年(p<0.05);18～25岁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得分最低,显著低于其它年龄组。在幸福感变量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显著高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者。(2)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对人际信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初探

本研究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N=1224）,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于城乡居民的测量学特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该量表适用于城乡居民。运用该量表对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初步比较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低于城市居民。这种差距反映了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差距。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的观念与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城市社会,因此农村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的关注。     

职业幸福感的属性、价值与提升

职业幸福感是职场人士对其所从事的职业及其工作状态在满意程度上的主观感受.职业生活不仅包括谋生手段的物质回报,亦包括职业幸福的精神享受,它具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重属性.职业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职场人个体的身心健康,是建功立业的动力源.提升职业幸福感,就组织而言,要对员工业绩进行客观公允评价,使之获得心理平衡,加强爱岗敬业的职业现教育,倡导为社会奉献的职业精神.就职场人个体而言,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自我评价和定位,不断提升自我境界,塑造并完善自身人格.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幸福感影响关系研究

自我同一性、幸福感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两大主题,本研究采用自我同一性地位问卷和Carol Ryff的心理幸福感量表对1331名大一到大四的学生进行测量分析,发现:自我同一性各尺度得分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各因子显著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地位分别与心理幸福感及不同因子曾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自我同一性各尺度的高、中、低分组与心理幸福感总分存在着显著差异,且高分者幸福感高,低分者幸福感低;不同的同一性地位的学生也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幸福感;自我同一性各尺度与地位对心理幸福感有预测作用。     

National Happiness at a Time of Economic Growth： A Tracking Study Based on CGSS Data＊

为回应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的争论，并评估过去10年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了近10年国民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5个时点、44，166个样本，发现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过去10年内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不同政治身份、户口类型、年龄、收入、婚姻状况、民族等群体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如果经济收缩，那么幸福感也可能随之下降。要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尚需对幸福感进行更多、更细致的追踪和研究。     

更富裕是否意味着更幸福?基于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2003-2013)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感悖论”:短时期内个人和国家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都正向相关,而在长期背景下,经济增长并不会显著提高整体幸福感水平。本文使用横跨十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直接检验了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证实了“幸福感悖论”。研究发现,虽然在短时期内,无论是家庭人均收入还是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都与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内(2003-2013),省份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幸福感的变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相关。     

合肥市低保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与低保政策支持关系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城镇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时也催生了低保家庭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本研究通过自编的幸福感问卷对合肥城市低保家庭进行幸福感调查,反映了当前合肥市低保家庭的幸福感总体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低保政策与其之间的关系。     

合肥市低保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与低保政策支持关系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城镇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时也催生了低保家庭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本研究通过自编的幸福感问卷对合肥城市低保家庭进行幸福感调查,反映了当前合肥市低保家庭的幸福感总体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低保政策与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