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朱自清:中国现代诗学的重要奠基者

朱自清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新诗研究与教育,为中国现代诗学和学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构建了中国现代诗学之雏形;1935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下的导言成为经典诗论,为后来多部文学史以及中国新诗史写作建立了诗学框架;1940年代针对新诗写作与接受状况而作的系列新诗文章中,提出诸多中国现代诗学基本观念,启发当代诗论家和教育者。随着中国现代诗学资料的发掘与充实,朱自清在中国现代诗学上的成就日益彰显。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传统诗话的绝唱——论《新诗年选》中的诗歌评点

1922年由"北社"同人策划出版的《新诗年选》,由于诗歌文本后面的评点而被赋予了与同时期其它新诗选本相比不同的历史功效。这些诗歌评点,在形式上,是中国古代诗话批评模式的延续;在内容上,实现了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和外来诗学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诗话在中国现代诗坛的绝唱,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吕进与中国现代诗学的体系建构

吕进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理论家。他从理解诗歌作品和诗学精髓出发 ,通过对优秀作品和其他诗学主张的全面打量 ,以诗歌的视点特征、语言方式为核心 ,提出并建构了独特的现代诗学体系 ,即新诗文体学体系。吕进的诗学体系以新诗的内部研究为中心 ,将古今融合、中外交织 ,切近新诗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是对中国诗学所进行的既求实又创新的推进。     

先锋精神：从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 看中国新诗用典出路

废除用典是中国新诗诞生时的一个明确目标。但是用典这一现象并没消除,且在本土典故中民族神话、传说一反历史成了最主要的力量。不过,这种用典不再是传统诗学精神的翻版,而恰是“先锋精神”的体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于内在气韵上反俗;第二,在话语方式上陌生化;第三,与西方现代诗学高度融合。通过古今诗学的对比,不难发现新诗用典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历史意识基础之上,在“先锋精神”的武装之下,这一事实极具存在的合法和价值的自足,这对我们认知和推动新诗的民族性建构大有助益。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诗心文骨作为养料，培育民族现代诗学硕果

在新诗坛一片寂寞的园地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悄然盛开,以5年30期数十个诗学专题,用诗心文骨作为养料,苦心培育民族现代诗学硕果,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成绩卓越,可喜可贺!     

“新的抒情”与穆旦晚年诗作

穆旦从卞之琳的《鱼目集》和《慰劳信集》的发表,看到中国新诗“抒情”性质由情感到知性的转变,它最显著的特征是“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的丧失”。他无法认同这一事实,提出了“新的抒情”（1940）这一口号。这是穆旦一次重要的诗学选择,此后“新的抒情”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拓展,并在穆旦晚年的诗学追求中融入了新的原质,它体现出诗人的历史睿智及其美学认识的新高度,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王国维：中国新诗哲学精神的潜在先驱

新诗的哲学精神不同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而表现为对超越现世的另一个世界的追问,对宇宙真理的追问。其先驱者是王国维。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严格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诗歌与哲学一样,都是真理表现的手段。王国维的诗学思想虽出现在白话新诗产生之前,但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广义地讲也应属于“新诗”。新诗的哲学精神一直按王国维指引的方向前进。新诗精神的探讨虽然从“诗界革命”、《摩罗诗力说》等开始了,但王国维的思想提出得最早,是纯粹的哲学立场,更明确、更彻底、更系统。虽然其诗学观念至今少有人注意,但他事实上已构成新诗哲学精神的先驱,一位潜在的先驱。     

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和唐诗观

本文立足闻一多的生命旨趣和治学精神,分析其新诗理论与唐诗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其古典诗学研究构成新诗理论的基础,而新诗理论是对传统诗学遗产的扬弃,其对唐诗的研究成为现代唐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唐诗选本学。     

中西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

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是新诗现代性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借助诗人本人的翻译这一中介,中国新诗作者立足于中国本土语境,使新诗有了自己不同于旧诗的新的形式,新的声音、语调和思维方式.中国现代诗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批判与接受,是在中国诗人接受了西方诗学影响的背景中进行的.20世纪中国许多诗人的"夭折",其中很大的原因,即在于他们没有始终以"诗人"自命,没有将书写"诗人之诗"作为自己终生的使命.     

新诗研究之功德簿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被评为“全国社科学报优秀栏目”是名副其实、物有所值的。它敏锐抓住新诗诗学这一根“老”而不朽、“少”（shào）而多难的骨头,啃将起来,一啃就是五年。五年,几乎拢集了这一领域学人的关注,涉及了众多难点焦点,成为新诗研究不可多得的平台。     

“为胡适改诗”与新诗发生的内在张力——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研究

本文以新诗史上的一桩悬案——胡怀琛为胡适“改诗”事件——为讨论对象，在历史还原的基础上，首先检讨了在新、旧诗坛之间，胡怀琛特殊的身份及发言姿态，由此透视出新诗发生期复杂纠葛的诗坛格局；既而又从具体的诗学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了胡怀琛对《尝试集》的批评中所暴露的新诗发生期的基本困境，即围绕新诗“音节”问题展开的争议，并剖析了“争议”背后的接受原因，以及新诗史上“声音”与“意义”间的内在张力。     

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建设:从"转益多师"到"自成一体"

客观地说,以新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中国现代诗学学科,迄今仍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门类.它的诞生,其显性的标志是吕进先生<中国现代诗学>这一论著在1990年代初期的出版行世.近20年来,中国现代诗学学科在蹒跚中不断前行,显示出可喜的发展态势.目前国内不少高校都先后成立了新诗研究所、新诗研究中心或诗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研究中国新诗和新诗理论的学术成果也显得极为丰厚.尽管如此,中国现代诗学学科的稚嫩与孱弱却是有目共睹的,有原创性的诗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则是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评石天河的《广场诗学》

我知道全国有几位研究新诗的朋友都在不约而同地写新诗学。这自然是看到中国这样一个诗的大国,至今没有一部象样的诗学这一现状而着想的。十年过去了,写出来了并真正“象样的”还真是寥寥。这就可见这件事作起来之难。振兴中国诗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可能需要几代诗人和诗学家的共同努力,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敢于吃第一个螃蟹的人,总是难能可贵的。石天河的《广场诗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不算     

"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

"废名圈"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真实存在的派别,在新诗创作和批评方面均有独特的造就.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这一派圈子形成,同时形成了谈诗、讲诗、论诗的风气.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沦陷后的北平诗坛,北平沦陷区的教育、文化环境为这一派诗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废名圈"围绕自由诗这一观念和理想,建构自己的新诗批评话语.这既离不开对当时新诗发展问题的正视,也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选择性继承."废名圈"新诗批评话语也是一种隐微的政治性话语.考察这一派新诗批评话语的生成过程和意味,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一派的具体存在,认识中国现代新诗史和新诗批评史的发展.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论闻一多对新诗神秘美的构建

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从理论上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在创作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奇迹》一诗在神秘的意象中表现了热烈的、爱的精神世界。“神秘美”的探求与“三美”的主张一样成为闻一多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