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并置——论《三家巷》《苦斗》的性别叙事与宗教修辞

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系列在革命叙事的主流之下涌动着圣经叙事的潜流,集耶稣意象、小资情调于一身的陈文英代表着人道话语中的基督话语,她与代表革命话语的区桃建构起周炳的人生选择,尽管主张博爱的基督话语最后都被革命话语所裹挟,但却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下抒发出独特的声音。而两种话语在文本中的悄然并置与复杂博弈也呈现出作家的徘徊心态和多种话语的纠缠迎拒。     

画梦与双重文化人格冲突——何其芳早期散文里的焦虑意识

何其芳早期散文描画出一个个梦一般的世界,在这些散文中弥漫着一种孤独忧伤和无法消除的焦虑,显示出何其芳潜意识里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文化人格的双重冲突。这些焦虑具体表现在:面对家庭的矛盾心理、少年时的温馨和成人后悲凉之间的落差、骄矜的青春中对爱情的失望和期待、渴望表达却难以表达的焦虑、乡土情结和城市文明间徘徊的尴尬。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论何其芳的双重痛苦与双重失败——纪念何其芳诞辰一百周年

何其芳是一位著名诗人、散文家,早期曾以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驰名文坛,被视为京派作家后起之秀.抗战爆发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成为毛泽东文艺理念的忠实实践者,是20世纪文化界“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典型.但他的领袖崇拜与人格缺欠给他带来双重的痛苦与双重的失败.     

胡风的话语方式

在上世纪40年代的言说语境中,胡风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欧化白话文。胡风的白话文欧化在词汇、文法和叙事三个层面上铺展,又在具体的文本中结合为一个整体。如果把胡风的欧化白话文放置到现代白话文生长过程中,可以看出它继承了“五四”的白话文写作和启蒙主义的精神,继承了鲁迅“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气质,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这些直接构成了胡风欧化白话文的精神后援,欧化白话文的话语方式和言用者胡风的结合,就成了“胡风话语”。     

试论芥川龙之介《地狱变》中的心灵冲突——兼与西方悲剧精神比较

本文立足于芥川龙之介<地狱变>的文本,对这篇小说蕴含的思想进行了深度分析,指出作者在小说中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的恶和不公进行批判,也不是对主人公的不道德的艺术观提出批评,而是揭示了人性中的永恒矛盾,这就是人的世俗常情和艺术的超越精神的矛盾.作者通过主人公的牺牲而使矛盾双方得到了调解,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悲剧.文章最后将该小说中的悲剧意识与西方悲剧意识从古今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     

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冲突

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这个困境表现为大量被制定的、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法律在现实中并没有被真正得到尊重和遵守,法律形同虚设。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在重视法治的制度建设的同时没有能相应地重视法治的道德文化、心理基础的建设,在中国社会仍然具有深厚基础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有着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心性层面、制度层面、世俗层面三个方面。要解决困境,必须彻底批判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建立以权利、自由、平等、人道为核心的新伦理。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二元冲突与现代转型

当代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外部必须应对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内部依然面临着传统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与融合.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概念使用、研究方法、基本命题和逻辑体系的差异及其冲突进行了分析.然后讨论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现代转型中的三维取向,亦即问题本土化、方法国际化和范式现代化.最后从价值取向、方法论、路径选择和主要任务等方面对两种经济学话语体系的融合和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现代化转型提出了基本设想.     

人文精神与生存方式的价值冲突

在当代中国 ,人的生存方式的多样化选择在多重维度上存在着价值冲突。“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等四对生存选择的冲突范式 ,实质上都体现了人文精神在“失落中生成”和在“生成中失落”的互动发展过程。     

审美与欲望：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

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于作家对当下人类生命价值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探讨世俗时代下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进而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尊重艺术自由精神,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     

论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何其芳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命,有多半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尽管在建国后17年中,左倾文艺思潮愈演愈烈,"文革"十年更给中国文坛造成了空前浩劫,但作为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中华赤子,他仍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瑰宝,至今仍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并对我们繁荣新世纪中华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移动传播场域的话语冲突与秩序重构

移动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边界化"改变了社会构型和传播逻辑,驱动移动网络空间的话语转向。话语祛序的媒介实践改变了话语冲突的生成机制和意识形态形塑的主要路径。新技术、新文本、新场景颠覆了移动场域的话语权结构。移动网络空间的符号抗争改变了话语冲突的隐喻机制。基于文化自觉和国家治理的多元话语主体建构命运共同体、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四态"建设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内外合力重构话语体系是移动传播场域弥合分歧、秩序重构和价值引领的可行策略。     

西尔维亚·普拉斯人格面具与真自我冲突分析

随着环境需要与自我需要的不同,西尔维亚.普拉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人格面具:从幼年时期的"乖女儿"人格面具,到青年时期的"笑容可掬"人格面具,直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幸福主妇"和"贤妻良母"的人格面具。普拉斯每个时期的人格面具都与其真自我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致使普拉斯的一生陷入忧郁、痛苦、绝望之中,最后她撕下自己的人格面具,践行"死亡是一门艺术",灵魂终于获得了新生。     

老舍小说的话语方式

从白话文写作和地方特色的角度审视老舍小说,不能充分说明其话语特点。用日常交往中的口语叙事、突出了小说言语的讲说倾向、对小说人物之间的潜在对话关系的挖掘和兼语句式使用等,是老舍小说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老舍小说的特别话语方式是他实现"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主张的生动体现。     

悲剧精神和圣经的融合与冲突

悲剧精神,即意识到人生苦难而又不断抗争的精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圣经作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不仅对文学发展影响重大,还渗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融合与冲突,以期呈现两种人生价值观,为人们如何面对自我的“存在”提供两种选择。     

延安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与话语形态

1940年前后,怀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救亡的热望、飞扬的青春、供给制的平等氛围让他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交往更是从情感上拉近了他们与党的距离.比起物质生活的艰苦,延安的精神生活可谓丰富多彩,知识分子们组织歌咏活动、发起街头诗运动,以纷繁的“文事”迎接新生活,但是,生活方式、话语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仍使他们与工农群众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隔阂始终难以消除,与工农兵结合之路曲折而漫长.     

实践方式与实践──精神方式

（－）实践掌握是人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并构成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最本质最基础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首先是实践掌握。人通过对外部世界的实践掌握不仅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存在，把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变为自己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创造并实现着人作为社会和文化存在的本质，建构起用以确立自己作为社会和文化存在物质基础和社会存在本体。所谓实践掌握首先是指人按照自己预定目的把自己作为一种自觉的物质力量运动起来，操作技术性装备和物质工具，并借助于技术性装备和工具的力量控制、占有、支配、消…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时代理由与话语建构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政治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更高要求。总的来看,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要求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始终饱含自我革命精神,人民是底气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提供了发展动力,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外部动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自我革命不断进行话语创新,形成了以初心和使命为内核的价值话语,以先进性与纯洁性为旨归的目标话语,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形式的方法话语,以区别于其他政党为标志的特征话语。面向未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对巩固领导力,提升组织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