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道德动机论探析

从古至今,道德评价都是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实施的杠杆。道德评价又分为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主流。在当今这个过分重视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社会,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堪称一剂良药。康德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因道德动机而彰显。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意志是自由的,而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意志自由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以人类才拥有道德的善恶。这是康德把道德动机论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前提。了解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对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纠正和促进社会良好和谐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动机效果主次论── 一种可操作的道德评价观

动机效果主次论一种可操作的道德评价观●陈秀梅一评价道德行为的善恶究竟应该以动机还是以效果为依据，这是伦理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以康德为代表的动机论者主张，一个行为只要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不论其是否能够达到目的，也不论其是否产生效果，都不能使它的道德...     

康德意愿论修改抑或为康德辩护

道德评价的根据在动机还是效果,传统伦理学中争论已久。一直以来,康德被视作动机论的典型代表,如若动机被理解为一种意图,毋宁说康德是意愿论者。道德评价的根据立足于意愿论,才可避免行为本身承载太多的道德任务,并排除道德运气偶性因素在道德评价中的作用。在一切行为中,任何时候人都必须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康德的善良意志所要产生的预期效果,也是人们道德评价的最终目标。     

道德评价的根据再认识——从道德的本质谈起

道德是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只有人的用心,主观能动性才存在善恶问题。善恶仅为动机的属性。道德评价的根据只能是行为的动机。否定动机论是我国当代伦理学的一大理论误区。效果本身无所谓善恶,效果也就不能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主张以“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为道德评价根据的“统一论”,也不成立。动机论与效果论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容有第三条道路存在。“统一论”的认识论根源是：把对行为的理想要求混同于道德评价的根据;把对动机的考察方法混同于道德评价的根据等。重新审视康德的动机论,他把动机作为道德评价的根据是无懈可击的,其错误在于他对动机作了绝对非功利的解释。从伦理思想史上看,动机论和功利主义是可 以统一的。边沁、穆勒修补效果论漏洞的过程即是不断向动机论让步的过程     

“两难道德困境”解读——从康德义务论的视角

两难道德困境作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难题,讲述的是行为主体在选择是否对行为对象实施某一行为前所处的道德困境。不少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基本上都用功利主义的办法来解答此问题,把行为的原因归于外在利益和社会习俗,而康德的义务论却从内在的动机、行为本身的价值来决定是否行为,认为义务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从此角度来解读"两难道德困境"将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论责任动机与偏好动机的共存

康德的责任动机理论是其备受争议的主张之一。人们通常认为康德的道义论强调责任动机,拒斥各种偏好动机,从而将情感等要素排除到道德动机范围之外。但是,在康德的道德动机理论中,责任动机和偏好动机的关系是共存的。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论康德伦理学中“出于义务的行动”概念?

康德伦理学是典型的义务论。然而,康德关于义务与道德价值的主张———一个行为要能够具有道德价值,仅当是单单出于义务动机而行动———却遭到了来自同时代以及后人的不断质疑、维护与修正。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康德的真正目标,那么再主张出于义务的行为排除了其他偏好,就显得荒谬了。     

论康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

道德法则必须具备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预设,也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观点。由于坚持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幸福论的伦理学就被排除,自由这一理念作为理性的事实得到了证实。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法则存在,以及这样的法则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围绕这些问题,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研究表明：康德预设了意志自由和目的王国,也就预设了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而对于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的意识,又反过来验证了自由的实在性。作为行为准则道德性的评价和选择标准,康德的道德法则既强调了理性的优先性,又保留了经验的开放性,为道德实践行为的创造性、乃至于为哲学自身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康德的普世伦理之善恶概念

为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依据纯粹的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观点，即：不是传统所谓的善恶概念决定并产生道德法则，而是道德法则蕴涵并决定善恶概念。由此，康德的道德哲学具有以下之特点：一、善恶最初只是消极的存在概念，其内涵与意义产生于理性自己确立道德法则之后。善恶概念的本来意义只是相对于意志及其支配的行为而言的；人性无善恶，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的意志。那种认为康德主张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二、强调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的区别。福祸概念不仅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而且它们与善恶概念之间没有必然性的联系。三、通过强调纯粹的、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产生之根据和基础的意志自由，康德高扬了人的自足性的价值与人格尊严，表达了对当时的作为启蒙运动精神重要内容的理性崇拜之肯定。     

论赫费道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及康德自律论之关系

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和康德自律论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前者反思行为的遵循,由目的之满足与否来评价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以获得幸福为目标的实践道德哲学;后者反思行为的确定,以行为的根本动机及准则作为道德评价的准绳,是一种抽象和思辨的道德哲学论证。但赫费认为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和互补性,人的行为的完整模式唯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赫费的道德哲学致力于整合这两种伦理学,他把两者差异定位在不同的行为结构上,即追求型行为模式与意志型行为模式上,借助于两者所追求的相同的道德价值,即依据两者均出自绝对善的理念,实现了两者在其道德哲学中的统一,并指出幸福生活意味着与道德准则相协调地生活。     

规范辩护与动机解释——康德与休谟的分歧及其当代弥合

规范辩护是一种元伦理学分析,它不是应用特殊的道德规范去辩护具体的行为,而是追问道德之所以具有规范性力量的理由或根据。对道德要求的权威进行规范辩护就是要说明规范性的来源,外在主义、内在主义和建构主义代表了规范性来源的三种立场。康德主张理性必然也是实践的,休谟则坚持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和动机怀疑主义。康德回答了道德的客观性问题,休谟则回答了道德的动机有效性问题。在两者基础上提出的欲望-信念的动机解释框架,既可以看做是对康德与休谟的调和,也可以视为解决道德客观性与动机有效性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康德道德律的实践价值探析

康德道德律是说我们的行为准则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要具有普遍性,即行为和普遍规律符合一致。康德道德律内容深刻,深入理解和研究康德道德律,对于探讨和分析康德道德哲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必要性,对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克服道德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康德哲学——就康德哲学的几个问题和李泽厚同志商榷

李泽厚同志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见《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言简意岑赅,提出并解答了很多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他的见解发人深省。但是,对文中的某些论点,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提出来向李泽厚同志求教。 (一) 李泽厚同志认为,“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也优越于以前的一切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这个主体性问题,康德哲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在他的‘物自体’有多少唯物主义的成份和内容,而在于他的这套先验论体系(尽管是在谬误     

道德何以可能:经验抑或超验——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及其启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力图提供道德得以可能的论证,完成为道德奠基的工作。他认为以休谟为代表的感性论实质上是把道德的根据放在经验上,让道德遵循经验的原则,从"经验"来解说道德。在批判"经验"的同时,康德对传统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也进行了彻底地改造,以先验演绎的全新方式为人们展现道德的根据、原则之图景。同时,他还在自己的体系中试图合理解决道德观念与道德实践即道德的超验部分和经验部分的分歧和隔离。康德在论证道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他解决的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伦理学探讨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如何理解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的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基于范畴表与动机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列举了四种感性的先行概念,它们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感性论。但康德没有直接说明这四种概念的排列原则,以及为何是这四种概念。借助范畴表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可以对理解这两个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四种概念的逻辑关系呈现出范畴的秩序：道德情感、良知、人类之爱和敬重分别是从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来展示人在意识到道德法则之后的心灵活动。同时,《道德形而上学》中的感性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感性论在内容与论述的逻辑顺序上都是一致的。后者的论述提示了康德为何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恰好提出这四种概念。不过,《道德形而上学》是从道德禀赋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实践理性批判》是从动机的角度论述这些心灵活动。然而,由于敬重体现了理性与意志本质的关系,因而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诸动机”中实际上只强调了敬重这一种动机。这种理解也对敬重能否直接驱动道德行动的问题带来新的审视角度。     

试析康德伦理学的后果论特征

由于强调善良意志、责任及准则的价值,学界普遍认为康德是一个绝对的义务论者.但从人的行为完整性与人的完善性来看,康德均无法抗拒对后果主义思维方式的诉求.其后果论特征则主要体现在康德对于四种责任及可普遍化原则的论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