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礼学两种趋势的分别与融合

汉代礼学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两种趋向多有分别,在汉代礼学发展中呈现出不同色彩,前人已作了充分论述。同时,汉代礼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礼,很多汉代礼学学者如叔孙通、后苍及庆氏一系经师兼顾古礼与今仪,共同显示出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表征,汉代礼学两种趋向的融合现象同样不能忽视。     

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母以子贵＂观念产生于汉初,但它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影响,汉代经师在写定《公羊传》时,使得＂母以子贵＂四字窜入传文中,导致对经文的过度阐释。随着《公羊传》在汉代的地位急剧上升,这种经典阐释又强化了＂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性。后来虽有礼家以及历代帝王的矫正,但是由于既有经典的支持,也因其符合孝子之情的伸展,两晋庶出皇帝在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时往往将＂母以子贵＂的经文当成经典的依据。     

儒家视域下的武则天礼制改革——以母亲服制为例

《仪礼·丧服》本于家庭内部父尊于母的尊卑差异，规定父服重于母服，即子女为父始终服斩衰三年，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父在为母仅服齐衰杖期。然至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以“报母之慈”为据上表主张将父在为母服的丧期由期年升到三年。武则天的这一提议挑战和背离了儒家丧服制度背后尊祖敬宗的“尊尊”精神和信仰，开元年间众位朝臣从家庭伦序、禽兽知母不知父、丧服制服原理、现实政治几个层面对武则天抬升母服的做法进行了反驳。但在社会层面，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已成为新的风气。为适应这种社会变化，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732）下令修订《开元礼》，父在为母服最终以齐衰三年为定。     

论汉代丧礼中的以礼入法现象

在两晋南朝的法制思想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它是丧礼正式入律的标志。我们在探究西晋"准五服以制罪"的来源时发现:汉时法律的一些处罚原则已经是按服叙的远近为依据的了,这表明汉代的丧葬礼制对法律的影响作用是很强的,其对魏晋时期"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综合了汉代丧礼中部分以礼入法的现象,来具体考察汉代丧葬礼制在法律中的表现形式。     

汉代服饰色彩的考古学观察

对汉代汉族服饰色彩的考古资料进行梳理发现：汉代服饰色彩并无什么明显规律可言;汉代服饰色彩的等级性并不明显;汉代女子服色较男子的服色丰富且鲜艳;汉代组绶制度确有实行,且色彩搭配丰富;西汉早期,侍从俑的内衣衣领基本上均为红色,可能包含了为墓主人服丧服的含义。     

吴王阖庐身世考辨

吴王阖庐(即吴公子光)究竟为谁人所生?史籍记载颇不一致,大抵可分两说:一以为公子光为夷昧之子,一则以光父乃为诸樊,二说各有依据,颇有参差,本文即试就先秦文献所载、两汉经师以至清儒及现今海峡两岸学界之见解,对吴王阖庐之身世作一探讨。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得本通末开创新篇——欧阳修《诗》学本末论析探

在《诗》学史上,以本末论的观点论《诗》,为宋之大儒欧阳修所首创。其论《诗》,谓《诗》之义不出四类:诗人之意、太师之职、圣人之志、经师之业,并依据各自的内容和特点区分为本和末。在他看来,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才是《诗》义之本,而太师之职则为《诗》义之末;至于经师之业则有本有末,能求诗人之意且达圣人之志者,则为经师之本,但若仅讲太师之职且妄自为说者,则为经师之末。这一精辟独到的观点,不仅为欧阳修的《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且也成为了宋代《诗》学怀疑思潮的理论依据,并促进了宋代《诗》学诠释方法的转变。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