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意识真正出场

以近代哲学意识"内在性"原则为圭臬来对待和要求历史意识,历史意识在存在性质上就被降格为流俗所说的一般意识,或者被看成是一般意识在历史中的运用。这一倒退式理解,疏离了历史意识的本性,无疑阻碍了历史意识的真正出场。在当今的学术研究已然十分看重历史意识的情况下,澄清历史意识的存在性质,挑明历史意识出场的可能性,其重要意义不止于学术研究层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关乎于当代人的生存筹划。     

新历史主义的元历史叙事

新历史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历史转向意味,它以某种形式的历史意识回归,表达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显然无法彻底切割其与社会历史复杂的关系,被视为代表了历史研究由分析哲学方法转向为思辨哲学方法的新趋势。新历史主义尝试重建元历史的叙事维度,认为历史总是存在于历史文本之中,叙事始终是历史文本生成的主导模式也是历史书写的主要方法。新历史主义叙事在文化上意味着回归历史语境的文化真实、体现一种当代历史精神、建立起文学与历史异质同构的互文式叙事文本。     

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

马克思历史意识的觉醒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科学的历史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１．马克思通过批判与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使之成为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２．通过对费尔巴哈的积极扬弃，马克思形成了以无产阶级解放为根本目标的人类历史意识，这构成了马克思历史意识的价值指向     

历史魅影深处的文化诉说——评潘小平《翁同龢》兼论历史小说的写作

优秀的历史小说家总是能以现代意识烛照传统文化和历史情境,能在作家意识与史家意识间找寻到和谐的叙事节点.安徽作家潘小平的<翁同龢>就是近年来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历史小说佳作.作家以文化观照与反思为本位,由翁同雠这一历史人物发掘出了晚清社会纷繁复杂的历史情感、文化生态与人生命运.     

从东方主义到中国经验——先锋小说的巫术传奇

基于一种启蒙主义的思想诉求,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经常会以巫术文化为武器,去表达自己的历史批判意识,但他们的东方主义心态,却又令其更沉迷于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书写,先锋小说中的那些巫术魅影,也就因此成为一把思想的双刃剑:它既能颠覆历史权力,也能扰乱先锋作家的启蒙表达。这种双重影响,直至90年代方才有所改变。彼时由于先锋作家的创作转型大多以民族主义式的"中国经验"为依据,故而他们才能在祛除东方主义的影响下,让巫术文化进入了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谱系。巫术文化的这种历史发展,无疑也反映了先锋作家在追求文学现代性道路上的思想流变。     

清初避祸心理与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主旨的曲折表达

清朝建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专制政策,严厉打击反清意识,在社会上形成了避祸心理,清初文人在创作上开始有所顾忌,尤其是对于一些统治者敏感的社会问题只能采取种种曲折、间接的表达手段.以<醉醒石>、 <清夜钟>、 <豆棚闲话>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主要通过历史题材、一定程度地借用参入历史事件、改编历史故事,及类比、象征、小故事大处着笔等多种手段,间接地抒发作者的胸臆,曲折地表达作者的创作主旨.并以此形成了当时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鲜明特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旨内涵和实践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涉多元族群在交融生活实践中所逐渐内生且不断聚合的共识性价值与共鸣性情感,是中华民族历史形塑的精神引领与民族国家价值诉求的社会表达。在民族共同体给定框架内,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族际互动的社会关系演绎,固基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论域;在新时代场景中,文化传承价值意蕴的民族基因以共生的价值追求阐发,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论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五个认同"根基性表达的利益性诠释以情感共通的利益自觉,提升民族成员共享的价值意旨,构成了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论域。     

区分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

本文区分出近代西方历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认知性的历史、认同性的历史与承认性的历史。这三种范式分别有着不同的诉求,以进步史为代表的认知性的历史书写,追求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以民族国家史学为代表的认同性的历史书写,最高目的是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以新文化史、微观史、妇女史等为代表的承认性的历史书写,强调的是被忽略、被抑制的他者在历史书写中的在场。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各有其优点与缺陷。每一种范式都是不同时代与语境下人们历史意识和历史观念的表达,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使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发挥的是不同作用。历史书写中的强求一律缺乏足够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不同的书写范式之间,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以一种范式来否定另一种范式的主张并不可取。     

文学研究要贯穿历史意识

因接受不同的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 ,文学研究者对历史意识的把握程度以及所理解的历史意识的内涵是不同的。文学研究者既要把握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文本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意识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作为接受者和研究者的历史意识 ,并且在文学研究中贯穿强烈的和正确的历史意识 ,以避免走入因缺乏历史意识而形成的研究误区。     

民众宗教意识对历史人物传说渗透的意趣旨归

历史人物传说属于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其内容渗透进了浓厚的民众宗教意识。这种宗教意识常常以道教神灵信仰为核心,儒、佛杂糅其中,它架设了历史人物通往仙、佛的桥梁,使历史人物具备了神异的功能。     

接续"五四"精神重建新诗传统--论艾青重归诗坛与其诗歌创作

本文剖析了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精神实质和哲理倾向,突出分析了贯通其早期和晚期创作意识中的科学民主意识,并着重强调了他在新时期重返诗坛的重大意义.他的归来标志着发端于"五四"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复活,是新时期文学重续"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信号,是复活诗歌园地的一阵春风.     

“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1990年代先锋诗的生态及个人化写作成因

20世纪后期先锋诗经历了由诗意的先锋到诗艺的先锋,再转向诗意的先锋三大历程,并由1980年代的全国性的群体冲锋变成了地域性单兵突击,大学校园不再是先锋诗的实验园地.社会上的先锋诗人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向现实生活妥协,平民写作取代英雄写作,人性写作取代神性写作.女诗人由女性诗人变化女人诗人,迷恋真实人生.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与生活情怀常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平民化实用性诗歌远远多于贵族化审美性诗歌.先锋诗的世俗化导致了诗人写作的个人化.重视现实生存甚至急功近利的先锋诗写作虽然有损新诗,却适合当时的特殊国情.尽管当前个人化写作仍有存在价值,但不能极端地倡导个人化写作,因为诗坛既需要诗艺的先锋,也需要诗意的先锋.     

“中间物”意识与译者意识重现

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在从事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时刻坚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中间物"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缘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改造和重建。在译介过程中,因"中间物"意识而直接诱发了译者意识的重现,使得译者可以能动地掌控翻译活动中各个环节,从而实现鲁迅本人通过译作达到改良文化的目的。     

试论朝鲜李朝时期“孝”观念与儒教和佛教的关系

李朝时期的"孝"思想是由于性理学的兴起,而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价值的。尽管如此,它与性理学的"孝"观念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被性理学看作是异端的佛教"孝"思想因素在李朝时期的"孝"意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孝"思想传入朝鲜以后发生的重大变异,是朝鲜独特的"孝"意识结构。     

论狄金森诗歌意象对现代主义的启示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她极具个牲特征,超前的诗歌意象表现手法确立了她作为美国第一个现代派诗人的崇高地位。她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技巧与20世纪初开现代诗歌先河的英美意象派理论和文学鉴赏大师T．S.艾略特提出的“非个性化”。“客观对应物”的理论都有惊人相似的吻合。本文拟从狄金森意象这一角度,介绍意象派和T．S艾略特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技巧,以论述狄金森诗歌意象对现代主义的启示。     

世纪“新来者”的喜与忧——论90后诗人与诗歌

近几年来,90后诗人作为诗坛的世纪"新来者"已经登上新诗舞台,他们起点高,他们的作品富有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文学界对他们多投以宽容的眼光。与此同时,处于成长中的90后诗歌在反映生活面上较为狭窄,在处理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方经验上还有待改善,此外,创新的勇气不足和青春期的焦虑也无时不困扰着诗歌前进的步伐。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论"味"的美学内涵

味本是一种生理感受,后来发展为美学概念.作为美学概念的味论,由一个静态的表达审美心理感受的滋味之"味",发展为动态的审美体验的辨味之"味",然后又回归为诗性言说的创味之"味".其内涵演变与其美学意义相辅相成,影响深远.     

论柯尔律治“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

柯尔律治是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哲学家,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同时倾注了一种诗人气质。柯尔律治的诗论主要围绕“自然”一词展开,用诗化的语言展示了其认知思维中二元思维范式,明确区分出了两种“自然”,并由此推演出了事物的两种关联方式,其中有机关联、对立统一、矛盾协调的关系呈现了柯尔律治特有的辩证法思想。柯尔律治建构的“自然”的诗性形而上学,实现了哲学的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