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名言录》序

编选《司马迁史记名言录》，这在司马迁研究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事，“韩城市司马迁学会”的同志们，在研究中开拓出这一新领域，这对领会《史记》要义，弘扬司马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实在可庆可贺。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浅谈司马迁的崇高体验

司马迁为之作传的一些人物，或以事业，或以人格，或以才气，或以精神气质令司马迁倾倒，给其带来强烈的崇高感。作者将这种感觉融入笔端，后世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也受到强烈的震动。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试论司马迁的怀疑精神

怀疑精神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功不可没。司马迁把“尊疑”、“传疑”、“阙疑”作为治史原则，表明了汉代史学的趋向成熟；而“善疑”则要求史家学识、求实、严谨完美的结合；疑与信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则促使了治史的深化。可以说，膜拜正统、伏首权威的封建史学由于注入了怀疑精神才放出了异彩，《史记》就是其体现     

司马迁悲剧人格论

用"悲剧人格"来概括司马迁人格的典型性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首先,司马迁选择了一个悲剧英雄所选择的宏远文化理想和非凡人生道路。其次,其悲剧人格具有特殊的强烈感受性。再次,其悲剧人格体现了超越生命极限的自觉的发愤精神。只要人类不断克服既有文化的弊端而走向文明,现实和理想之间就存在张力,司马迁的悲剧人格就有其存在的意义。     

隐忍与抗争——司马迁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司马迁是一个不愿屈服于任何强权的压力、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人 ;是一个在困厄面前不愿低头 ,也不灰心丧气、甘受屈辱、承认失败 ,而是隐忍抗争、自强不息、发奋有为的伟丈夫。司马迁的抗争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对隐忍就功名者的赞颂上 ,也不仅表现在他自己隐忍就功名的实践上 ,而且还表现在对一切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的赞颂上。     

试比较屈原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屈原与司马迁义利观的异同，即对公利、私利的态度和对义利的看法。屈原重公利，认为经国济世才是天下最大的公利，反对为一己的私利而驰驾追逐，在义利问题上，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司马迁则重财利，主张人人奔富厚，但反对弄法犯奸致富；在义利关系上，司马迁又重义、尚义，反对争权夺利，宣扬义利并重的观点。     

论司马迁的妇女观

司马迁在其《史记》里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在这些妇女身上寄寓着自己的人格追求与价值取向。文章揭示了司马迁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及其妇女现的形成原因。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司马迁“三不朽”的价值观

“死而不朽”的说法早已有之，司马迁继承了传统的“三不朽”的价值观，他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区分出三个有针对性的价值追求层面，从而使“三不朽”说的内涵具体化、明朗化。他“好奇”的价值审美倾向，是他重人事、肯定人的主动性、宣扬积极进取精神的思想观念的反映，是对“三不朽”的价值观的发展和升华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司马迁之货殖论

司马迁的货殖论，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对重农抑商的旧传统观念有所突破，从客观上反映了价值规律在商品市场中的作用。     

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

关于司马迁的思想，学界众说纷纭，有主道家说，有主儒家说，笔者认为司马迁极大地吸收了儒道两家的合理有效之成分，以儒家为主，巧妙地融两家为一体。为此，本论文分别论述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接受和批判，最后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家学渊源、个人遭际等方面阐述了司马迁之所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道家思想的原因。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司马迁和《史记》更是无以回避。探讨分析了司马迁之生死观在《史记》中的体现及内涵，并略论了司马迁生死观对儒道两家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论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思想

司马迁继承重人哲学思潮和重人审美趣味之文化精神,其文学创作思想突出人的主体性,强调文学创作的创造性质,揭示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重视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完成了文学向人学的历史进步,真正揭开了中国文学自觉的大幕。     

论司马迁游学

游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揭示游学的重要价值,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这一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性别角色理论及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司马迁为人、著书的成功之处,探究游学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窥见游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李贽比较

司马迁、李贽生活的年代虽相距遥远,但思想上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李贽继承并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且他们本人的著述活动恰是对此理论的最好诠释。两人撰史的动机、意图一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趋近一致,故李贽对某些史家责难司马迁的言辞不以为然,并为之申辩。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经济主张不同,在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及制订者的评价上,两者观点迥异。他们的思想中承续着民本思想,体现着对主体的重视、关怀,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司马迁并非下狱死

胡宁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关于司马迁的结局，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是“有怨言，下狱死”，后世注家或信或疑。直到今天，依然有学者试图将此言坐实。然而，卫宏之言有很明显的漏洞，难以凭信，在典籍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以证明司马迁再度下狱而死的证据。“司马迁下狱死”的观点是没有依据、不能成立的。对于马马迁的晚年以及他的死，我们目前尚只能阙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