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生育模型及队列与时期指标的转换对生育率预测的方法学研究

本文讨论了有全部生育率数据、只有部分生育率数据以及没有生育率数据３种不同条件下构造生育模型的方法及意义。首次指出构造Ｂｒａｓｓ相关生育模型的非最小二乘法（曾毅方法）优于最小二乘法，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去婚龄影响后的中国生育率转变形势

总和生育率隐含着妇女初婚年龄分布的变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不能充分揭示中国生育率转变的真实情景。本文以寇尔（ＡｎｓｅｌｅｙＪＣｏａｌｅ）关于生育率的研究方法，从城乡、孩次、地区类型等方面切入，采用婚后年数生育率法，得出消去婚龄影响后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态势，由此反映近２０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规律，并定量地说明婚龄对控制生育的重要作用，从而论证了晚婚、晚育在中国人口控制中的料学性及其深远价值。     

亚洲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就业方式的视角

通过构建家庭效用函数模型,论证了家庭收入增长中女性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说明了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进一步,通过引用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及就业方式作为女性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中间变量,再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女性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有着负向的影响,而女性非全日制就业方式对生育率有着正向的影响。再进一步,对亚洲各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进行国际比较,探讨生育政策的具体措施与影响女性收入的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提出两方面的建议：硬政策的完善和软环境的支持,以有助于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田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由生育率下降引起的.人口生育率急速的下降与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紧密相联.但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人口老化的根本原因,是使人口老化加快的主要原因.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低惯性增长和过快的人口老化的新形势,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的现行生育政策并予以调整.作者主张,从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宜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面临近年来极低的全国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水平，有关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出生漏报的估计，一方面集中于针对极低生育水平的对策研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视了，即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变化而使得ＴＦＲ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已不能很好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就此，本文介绍了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和Ｆｅｅｎｅｙ新近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方法。应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对 ＴＦＲ’方法的检验表明该指标的确比 ＴＦＲ指标更接近于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率。而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近年ＴＦＲ仅为１．３，但作为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近年ＴＦＲ’值却为１．７，这表示全国终身生育率大体仍在政策要求的水平以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数据中的出生漏报问题，那么实际终身生育水平还会更高。本文还分析了其他有关指标，并对该方法在应用中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妇女孩次递进比的变动趋势和生育政策分析

以孩次递进与生育间隔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计划生育已推行了20多年,如何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与分析中国妇女生育率,尤其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率及其变动趋势,正确估价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对于帮助我们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指导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以进一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用排除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结构与孩次结构影响,因而比妇女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指标能更准确地反映妇女实际生育水平,同时与中国现行生育政策联系最为密切的孩次递进比指标,对近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与生育政策实际执行效果作一粗浅的分析。文中分析所使用资料为1988年中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27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北大核心

中国的生育水平长期提振乏力,借鉴世界低生育率国家总和生育率反弹经验并构建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势在必行。以27个低生育率典型国家为例,在构建追踪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对总和生育率反弹的影响以及性别平等发展水平对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较于支持“男性单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经济支持政策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稳定的正向关系,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对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受到性别平等发展水平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服务支持政策和时间支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组合,并深度思考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情景,营造性别友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对我国未来“内生型”极低生育率水平的预警分析

本文通过对世界“内生型”极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主要影响因素分析,采用横截面替代方法得出了在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替代系数,并对我国生育意愿达到“内生型”极低生育率的时间进行了估测,为我国调整生育政策避免进入“逆马尔萨斯”陷阱的人口危机做出了预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生育政策微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总和生育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国的计划政策三十多年的实施对控制人口数量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使中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对世界109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数据共20项进行回归分析,建立了国家总和生育率的线形回归模型,并根据该模型估计出当前中国在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以此研究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影响,针对严峻的人口问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2000—2018年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生育支持政策(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可以稳定生育率;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率;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与应用研究

本文以时期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为基础,提出真实队列年龄别生育率估算方法,并通过1950～1981年全国妇女分孩次年龄别生育率数据验证其可行性和可靠性。在实际应用中,可用该估算方法研究递进生育模式及其相关问题,尤其是在调整生育政策的时间窗口,估算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以及符合生育政策但尚未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结构,为政府制定生育政策和人口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本文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现况进行了客观的估计 ,分析了生育率及其地区差异的特点 ,从内容、可行性、合理性等不同角度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审视 ,指出了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与挑战 ,从是否需要调整、调整幅度与如何调整三方面对生育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了各种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对策建议。     

缓解老龄化:适度放宽生育政策有效吗?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率水平以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成为公众的愿望。调整生育政策最大的可能是全面放开二胎。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别设定总和生育率保持目前水平1.64、从2015年、2030年和2050年起调整至更替水平四条路径,对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模拟。结果表明,适度放宽生育政策可以显著降低本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减轻老年抚养负担;而且越早调整生育政策对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抚养负担的作用越显著,应在生育率失去弹性之前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伊斯特林生育理论与中国农村人口调控

本文以伊斯特林生育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人口生育率转变的特点，探讨了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更要注重非政策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例证。     

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有多大?

生育的机会成本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中国低生育率趋势以及两孩政策下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生育代价,即因生育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及收入损失,是生育机会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回归模型和生命表方法,对中国城镇女性生育代价进行了估计。中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导致其一生的工作时间损失6～7年,折算的收入损失接近30万元;对于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将近50万元;生活在北京、上海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接近60万元。生育的巨大代价显然是大城市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不同群体生育率差异也与生育代价的差异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