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唐代湖南科举述评

唐代湖南科举总体状况较为滞后。仅考中25名进士,但湘南地区产生了湖广第一个状元,也是进士分布集中的地带,其原因耐人寻味。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中）

唐太宗自觉地以科举为治国安邦之长策,却将其定格于与杂色入流同等的地位;金榜题名者才能的杰出和仕途的飞黄腾达导致考功员外郎位轻事重的矛盾;用循资格制不仅将杂色入流与科举入流的矛盾激化而且公开化;诸种因素的合力终于迫使朝廷实行科举变革。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下）

科举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管辖转归礼部侍郎管辖,不仅解决了“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的矛盾,而且由于礼部和吏部的权力制衡,使得科举蜕变成单纯学问名誉制度。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科举的发展导致大唐王朝与科举同时灭亡。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正是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转折点。     

略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变革(上)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科举由原来归吏部管辖改由礼部管辖。这种变革乃是有唐一代科举发展史上的大事。这次变革的直接导火线是知贡举李昂与考生李权之间的矛盾。李权遵循干谒传统与李昂决心革除“饰名求称”、“谈毁失实”的科举之弊的冲突 ,促使朝廷作出科举变革的决定 ,二者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 ,这次变革应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唐代科举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之关系

唐代举子科考应试,以及考前的纳卷、行卷等,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文总集模仿借鉴。同时,举子活动促进了送别、唱和集的编纂。因此,唐人编撰诗文总集对唐举子应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科举考试的发展又丰富了诗文总集遴选内容、编选标准以及编集体例;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科考环境影响下,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文总集价值不高。     

略论唐代的政治婚姻及其作用

政治婚姻是以婚姻为手段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婚姻形式 ,它是唐代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 ,其方式和类型也随政治、军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 ,政治婚姻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唐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和亲有利于边疆和平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朝廷与藩镇联姻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维护中央集权 ;藩镇之间联姻在初期巩固了军事同盟和地方割据 ,至唐末又有助于壮大强藩的势力 ,实现局部的统一。     

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

历史人口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坛兴起的一门史学分支,也可视为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作为现代人口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的人口寿命问题,同样也是历史人口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至唐人年寿研究领域,虽有李燕捷先生的《唐人年寿研究》一书珠玉在前,但系统阐述唐代特定社会群体年寿水平的文章论著却尚未出现。本文拟以唐代科举出身者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了相关史书及碑志资料,并参照有关笔记小说及新近研究成果,就这一群体的寿命水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述,希望能对唐代人口学和科举学的研究有所帮助。     

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

唐代举制与选制是分离的,举选权利即参加科举考试与铨选的权利。唐前期承前代之余绪,商人举选权利被剥夺,教育权利亦受极大遏制。唐中期以后,商人及其子弟逐渐可入官私学读书,并参加科举得官入仕。这是衡量唐中期以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可资参考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商人入仕之途至此发生实质性转变。     

唐代科举研究领域又一重大成果——读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

2010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洪军先生的著作《登科记考再补正》,该书是继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唐代诗人李贺科举就试论考

考述唐代诗人李贺参加河南府试和赴京师会试的时间、情形及原因 ,分析李贺赴京会试的四种情形。结论表明 ,李贺应进士试不第 ,可能是礼部不准其参加考试 ,更有可能是他自己迫于压力放弃了考试     

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的荐举制度和荐举风气是文人干谒活动兴盛的重要诱因。唐代荐举既可以独立于科举之外,又可以渗透于科举之中。荐举为干谒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社会观念为文人干谒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前提;荐举之现实影响力增强了干谒行为的必要性。     

略论唐代梨园的兴衰

梨园的兴衰,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缩影.梨园弟子产生于开元二年(714),产生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要.从梨园弟子产生到"安史之乱"之前的这段时间为梨园的全盛期.梨园弟子在"安史之乱"中奔散,肃宗收京后,梨园得以重建.大历十四年(779),唐德宗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晚唐末年,梨园弟子消亡殆尽.     

略论唐代举子的干谒

由于唐代科举制度的不完善,干谒请托成为考前的必要前奏,应举士子便在这一过程中上演了一幕幕充满喜怒哀乐的活剧,引来时人不断的批评,直至宋代罢除干谒行卷,一切付诸试篇。     

略论唐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科学内涵

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有着完善的体系与博大精深的内涵。它经历过数千年岁月与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洗礼,始终有效地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有力统治。中国古代人事行政对中国长期统一、强盛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盛世,典章制度完备定型。唐代官制是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高度发达和完善的重要标志,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唐代官员选任制度中所强调的公平竞争、分科取士、择优录用、选贤任官、依法课吏的原则,为古代官吏机制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从现代人事管理角度进行评析,可以从中得出启示,找出其对当代可以吸取借鉴的内容。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