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汉赋的结构

赋的“讽谏”说汉代人从一开始就把赋和讽谏相连，赋应当具有讽谏功能是最流行的看法。在迄今为止最早评论汉赋的文字中，司马迁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雅何异。”即把赋的价值与讽谏等同起来。后来汉宣帝的观点也与此相差无几：“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这种把赋与讽谏相连的理论根基是建立在《诗》学的基础之上，当时对于《诗经》的批评，其极端的例子是树诗》当谏书使用，所谓“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①。由于把《诗》当做经，所以…     

汉赋透视教学初探

以汉大赋为中心圈，着重掌握赋的“讽谏”功能，突破“铺陈扬厉”等艺术表现形式方面的难点，进一步了解模拟赋家及其作品，以点带面弄清余脉。由点及线，由线而面，从整体上勾勒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目的，做到文与史相结合，把握文学样式的产生、发展及地位和影响。     

试论王充的汉赋观

王充对汉赋创作中真实性与独创性的强调 ,对虚妄、因循与复古的不良文风的针砭 ,以及努力提高赋家地位、揭示创作规律的举措 ,都具有很多的合理因素 ,闪耀着理性的、智慧的光芒。但他对汉赋的夸张虚构与丽靡之辞持坚决否定态度 ,尤其是过分强调汉赋颂美、讽谏的社会功能 ,又未能超越儒家文艺观的藩篱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

本文认为,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古代学者"见异于世"的赋论、赋家"猥欲逮及"的言谈中得到印证,而且汉大赋的冷僻诡异之字、广博的内容、宏大的篇幅以及劝百讽一的规谏,也无不与"自我展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汉大赋作家的这种自我展示心理,是因当时"高自称誉"的社会心理、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扬名于时、流芳后世的时代思潮而产生的.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春会的仪典象征:"邂逅采桑女"的文学原型分析

“邂逅采桑女”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原型 ,起源于上古先民在云梦、桑中、上宫等祈子求雨的神圣的宗教仪典 ,经过礼制的规约 ,至春秋战国而转换为世俗男女春会的狂欢场景 ,最终形成了诗赋的原型母题 ,从而成为了赋家安顿佚荡的情欲 ,满足君王色欲 ,进而使赋家以微言讽谏来建立从个人到家国、社会整体生命和谐的符号载体。     

《闲情赋》的思想性及艺术特色

陶潜《闲情赋》约作于彭泽致仕归隐期间,是一篇神采丰盈、文情并茂的小赋。但是萧统在《陶渊明集》的题序中却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 萧统抑舍《闲情赋》,偏见颇甚;纠之使正,似有必要。一讽谏源于《诗》《书》,而孔子政教诗学观之初成,汉儒对其说妄加发挥,强化了讽谏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乃至郑玄把《诗》     

论《洛阳伽蓝记》对京都赋的接受

《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与京都赋同属表现帝京空间之美的作品。《伽蓝记》以记寺庙为纲,展开对故都洛阳的全方位描绘。《伽蓝记》对京都赋多有借鉴,描绘景物多为四字句,整饬典丽,又运用赋笔铺叙物产之丰饶,具有夸炫特色。京都赋的大一统思想、颂美及讽谏之旨,也为杨衒之所继承。《伽蓝记》也运用了主客问答的模式,以强调北魏华夏正统的地位。     

日本及港台学者视野中的赋

日本及港台学者对中国赋体文学的研究比较深入,他们大都是从赋与诗的关系入手来谈对赋的认识和界定问题,但在具体论述赋与诗的关系上又各持己见。或从“不歌而诵”的角度认识赋;或从赋为诗之“六义”之一的角度来论赋;或从赋为有韵文的角度来论赋。但很少把赋与诗之讽谏作用联系起来,表现出与一些大陆学者不同的研究特点,这种角度有利于对赋体产生的过程进行探讨,为我们的赋学研究打开另一面窗口。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宋玉含才惊采绝艳——《文心雕龙》论宋玉

历代学界贬抑宋玉,认为他只是屈原所创辞赋的后继者,且其作品"没其风谕之义".这是受班固观点影响的后果.刘勰未走汉人以"风谕之义"评宋玉的老路,其<文心雕龙>立足于"论文".并注重实证研究,在具体剖析屈宋荀三家作品的基础上,论述宋玉有与屈原同创辞赋之功,然后再分辞、赋为两体,阐明宋玉与荀卿同为赋之鼻祖,且有使赋体成熟之功.刘勰反复论述宋玉所创的夸饰、淫丽艺术,是写赋的"立体之大要".因其"号依诗人"而"渊岳其心",即赋的思想内容丰富;因其"自铸伟辞"而"麟风其采",即赋的文辞彩丽夺人.宋玉赋魅力四射的艺术风采,笼罩千百年赋家之心,给后世五彩缤纷的赋作注入了活力,厥功大矣.我们不应囿于宋玉仅为屈原后继者的成说,而是要恢复宋玉仅次于屈原而与屈原同为我国文学鼻祖的这一地位.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

西晋是赋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浏亮”与“清”,是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西晋赋论受玄学思维的影响,走向成熟与深化的标志。陆氏兄弟的赋学批评表现出了新的特点:“赋体物而浏亮”,在曹丕提出的“诗赋欲丽”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诗与赋的分野;对声韵的重视,是促使永明声律说出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情的感发作用的强调,则是对汉代赋学批评奉“讽谏”为圭臬的彻底突破。在继承建安、正始赋学批评的基础上,陆机、陆云的赋学批评完成了对汉代赋学批评的反拨。     

关于汉赋研究的几个问题

赋文体有固定特点,应该区分赋体和受赋体影响的文体,以及影响过赋体的文体.荀子、宋玉赋特点代表了赋体文学和<诗经>传统的联系,赋体文学受骚体影响,是在汉代以赋体命名骚体诗歌以后.汉赋繁荣是汉代皇帝儒雅精神及汉赋作家自觉继承和发扬<诗经>讽谏传统的结果.     

逃避死亡-西汉赋家的生命探索

死亡恐惧是西汉赋家生命焦虑的心理动因之一。他们在继承先秦时人的生命观和努力适应新时代生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遇”主题赋张扬了自己的生命理念。由此可以大体勾勒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衍变历程:汉初的自恋情怀、盛汉时期的自抑意识、西汉末期的自隐倾向。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高唐》《神女》主旨新探——兼论宋玉赋作中的"娱君"问题

关于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前人甚多分歧,有讽谏、寄寓、主淫、言情、心理疏导等看法.由文本入手,结合宋玉文学侍从的社会身份,我们认为,其主旨当是取娱君主,也即"娱君".由此可论及宋玉赋作的主要倾向:无论是以<高唐><神女>为代表的长篇之制,还是以<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为典型的短篇对问,其赋作都普遍具有着娱悦君主、调笑取乐的创作倾向,多体现出诙谐幽默的娱乐品质与游戏特色."娱君"对于后来赋作宫廷化、游戏化的道路有甚为显著的影响.     

宋代滑稽戏与宰相

宋代滑稽戏多有嘲谑宰相的现象,这与宰相的地位职权、戏剧的演出场合以及伶人的讽谏精神有关。谚语"台官不如伶官"的出现,既是台官受制于宰相,不能或不敢行使纠弹权所致,又是伶人依附于皇权并向士大夫靠拢,讽谏精神得到维持并增强的结果。而由于立场、需求不同,皇帝、宰相及其他人对滑稽戏的接受情况各异,对滑稽戏发展的影响也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