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中的法律冲突及其立法对策

由于《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法律规范体系在立法目的和立法理念的差异性,致使中外合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让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五大法律冲突。在我国,确有必要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善《公司法》中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制度设计,并在《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中增加有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立法规定。     

公司治理结构亟待加强法律保障

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保障跟不上。1 993年颁发的《公司法》实行以来 ,许多新问题没有从法律上解决 ,不仅存在立法上的缺陷 ,而且存在执法不严和有法不依。因此 ,要完善《公司法》的相关条款 ,严格执行《公司法》和相应法规 ,对公司“利益相关者”要有法律维护 ,制定企业党建工作、工会工作的法规。加强公司治理的法律保障还须充分利用《破产法》的警示作用 ,造就公司治理的良好环境。     

《公司法》修订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

我国公司立法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规范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本文认为,修订<公司法>应当兼顾一般规则与国有企业特殊规则的关系,其原则是要确立尽量与国际接轨的一般规则对国有企业区别分类,对不适宜公司制的国有企业进行单独或特别立法,将"国有独资公司"的内容从<公司法>中去除,由<公共企业法>规范;对于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所涉及的特殊问题可以在<公司法>中订立一些特别条款,但不得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赋予它的优惠待遇;对国有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在<公司法>中增加"关联企业"的内容进行规范,并由<公共企业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范有关政府与企业关系、国有股权代理行使等问题.     

《公司法》论略

在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公司法》终于出台，它使我国的企业立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公司法》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公司法》的进一步完善健全亦为客观所使然。一、《公司法》奠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基础企业改制，即传统的旧式的企业制度向崭新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型过渡，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这一关系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改革能否深入和持久下去，急需相关法律保驾护航。《公司法》从下几个方面奠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基础，明确了现代企业的法律规范。（l）《公司法》严格奉行有限责任。有限…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婚姻法》修正案四年实践之评析

从“书本上的法-行动中的法”框架出发,对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四年来的实际运行做考察和评析,认为2001年修改《婚姻法》虽然在立法上、理念上、法律规范层面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但实际社会效果有限,没有完全实现其立法目的。在完善法律体系的时候要重视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等其他社会调控体系的协调,在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中实现社会调整目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规范的可行性,研究其实际运行效果。     

我国企业合并立法研究

解决我国企业合并中存在的问题 ,促进我国企业合并的健康有序发展 ,发挥企业合并应有的功能效用 ,是一项涉及企业的微观基础 ,又涉及国家的宏观管理与社会环境。它有待于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机制的健全、市场规范的完善、市场秩序的建立、立法与执法环境的改善。一、我国企业合并的法律体系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企业合并立法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 ,目前已经形成了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组成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有 :1.1993年 12月颁布的《公司法》和 1998年 12月颁…     

论现代企业制度中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论现代企业制度中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张正平，谢川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进一步深化，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它的要点就是按照《公司法》的规范，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组，使董事会；股东会登上企业．的权力舞台＿由此引发出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关子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缺失、冲突问题的研究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一人公司的特征表现为股东的单一性、法人资格的独立性、组织机构设置的特殊性、股东责任的有限性和资本制度的特殊性。这些也正是一人公司风险存在的根源,应通过制度设计予以防范。我国现行《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立法存在资本制度的内外冲突和组织制度安排的冲突等问题,应通过立法使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得到完善。     

《公司法》颁布前我国公司立法概况及特点

《公司法》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 ,有没有完善的《公司法》是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繁荣与否的重要表现。目前法学界对我国现行《公司法》的研究已有很多 ,对旧中国以及解放后至《公司法》颁布前的公司立法的研究相对薄弱。总结新中国公司立法的历史过程 ,分析公司立法的政治、经济、思想认识背景 ,并揭示公司立法的特点     

现代企业的基本形式:公司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组织形式.公司制根据各国一般的公司法规定,公司是由众多股东出资组成的法人企业,大多数采取有限责任形式,在管理上则实行以纵向委托代理关系为特色的治理结构.按照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公司制企业有三种形式,即国有     

关于我国"一人公司"的立法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司制企业的发展,一种特殊的公司形式--一人公司出现了,这种公司形式对我国现行公司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有效的规范它,必须从内部规制和外部规制两个方面对一人公司进行立法探讨,以保障一人公司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从事前预防到事后规制——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审视

《公司法》2013年底作出重大修改,废除了实施效果不佳的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这是从立法理念到法律制度的多重革新。改革放弃了立法预设的模式,反映出公司管制从事前预防向事后规制转变的走向。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意味着交易安全的风险增大,需要运用现代治理理念,构建新型公司信用机制,强化公司信息公示,保护债权人利益,营造有序的市场环境。     

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

多阶与多元法律规范的立法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公法与私法的立法技术趋同性。公司法中的契约要素集中体现于公司法的私法性质,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贯穿于公司法的始终。但现代国家私法层面的立法并不排斥任何公权力的介入,包括宪法规范力的适度渗透。借助公权力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是公司法律规范兼有公法性质的理论基石。因此,公司法结构中的法律责任规范系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有机统一,而权利受损主体寻求公法上的救济亦是公司法的应有品性之一。     

论公司法的联邦主义

有感于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模式是美国公司制度兴起以及社会繁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因素,我国学者基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形成的不同利益诉求、实际上存在的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各种分权、以及我国统一型<公司法>的整体疲软等缘由.试图以地方分散型的公司立法来充分激发公司法这一法律手段的社会效用,但公司制度演变历程表明.只有当公司制在民主政治理念影响下完成了反特权的民主化改造后,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为公司经营自由化所提供的法律可能才能真正发挥其社会效用.对照我国公司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问题的原因,公司立法的联邦主义在我国还只能是一道远方的风景线.     

一人公司组织机构制度探讨

2005年《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及其组织机构制度,并具体从法律适用、不设股东会两个方面规范一人公司组织机构。这与相关公司组织机构制度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特殊性。根据《公司法》基本精神,一人公司组织机构制度在立法上还有改进的必要和余地。     

论我国公司转投资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转投资是加速公司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是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对转投资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又不能过多限制,否则就使公司丧失了活力。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公司法》关于转投资的立法缺陷及不足,以期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帮助。     

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兼论我国《公司法》关于转投资规定的立法缺陷

公司转投资是指一公司对其他公司、企业或经济组织进行真实有效出资的民事法律行为,它会引发诸如虚增资本、实质性减资、董监事滥权、母公司不规范行为等法律问题,而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行为的规定,在转投资对象、转投资形式、投资额计算问题、母子公司问题等方面存在立法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论《公司法》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

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而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向国有企业扩权,改革经营方式,这为企业进入市场奠定了初步基础。然而,要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深层次矛盾,着力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作为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颁布,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公司法》使法人制度更加完善     

治国全景中财经法治的展开——近五年我国财经立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近五年来,我国的财经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亦将多项财经领域的法律列入未来五年立法工作计划。总结过去五年财经立法的成果与经验,着眼当下法治建设和财经改革的实践,便能为财经立法的改进提供前瞻性引导和指导性建议。在我国新阶段,应当加快财经立法进程,完善财经法律体系;规范授权立法,改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牵头起草财税法律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