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兼与束世澂、施修霖和陈吉元同志商榷

关于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以下简称彝族社会)的性质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中讨论已久,迄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我认为该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现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并就有关问题,与认为是封建制的束世征同志和认为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的施修霖、陈吉元同志商榷。一、奴隶制和封建制各自的特殊点人们认识事物,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     

清初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再探

1642年顾实汗打败藏巴汗并在拉萨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这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在甘丹颇章政权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并有明显盲点.文章从蒙藏历史文化传统和当时具体情境出发,试对这一问题再作探讨.     

初论西藏史前农业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亚生先生商榷

《西藏研究》2 0 0 0年第 4期上发表有张亚生先生一篇《对西藏青作农业起源的再认识》的文章 ,《西藏民俗》2 0 0 0年第 4期上也有张先生的一篇《西藏农耕文化》的文章。后篇文章在 2 0 0 0年第 4期的《中国西藏》杂志上被作为“论点摘编”进行了介绍。张先生的这两篇文章重点在于探讨“西藏青作农业起源”及“演进”问题。总体而言 ,这两篇文章可说是长期实践工作与研究的总结性学术论文 ,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西藏农业起源与作物栽培起源等问题 ,勾画出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在此意义上讲 ,这两篇文章的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尽管文章中还有…     

有关金牌制的几个问题——兼与左书谔解秀芬同志商榷

《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刊载左书谔、解秀芬同志《金牌制考略》一文,左文打算从“记载互异”,“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对明初金牌制推行的时间、内容、性质等问题寻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这在学术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左文读后给我们不少启发,然而在其探讨的主要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结论,相反令人有疑窦四起“治丝愈梦”的感觉,兹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就正于左书谔、解秀芬以及学术界的同志。     

历法观照下的何尊与营建成周纪年问题 ——兼与王占奎先生商榷

王占奎先生于2011年发表《何尊铭文的释读与营建成周的纪年问题》,提出"《洛诰》错简说",并将何尊和营建成周时间置于公元前1021年.笔者受王先生"《洛诰》错简说"启发,在复原西周历谱的观照下,结合出土与传世金文和文献记载,认为何尊和成周营建起始时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31年,这是周成王五祀,也是周公摄政五年,但并非周成王五年,提出"西周祀、年有别说",并在《古本竹书纪年》框架下,推出西周文、武、穆、幽四王的即位年代.     

论马步芳在青藏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兼论玉树结古镇被藏军围困事件

本文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及相关档案资料,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青藏战争的原因、经过和目的,以及结古镇被藏军围困事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和多方探讨,对马步芳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马步芳就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对这场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论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兼说"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指导原则。同世界上的其他客观事物一样,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事项都有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种民族文化事项产生之后到底能够存在多长时间,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族文化事项传承者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保护活动,如果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不符合民族文化传承者自身的愿望,就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问题思考——兼评我国民族关系研究中所谓的“还账说”和“驱赶说”

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建构是影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定历史背景下曾经对民族团结、民族关系影响积极的所谓的"还账说"、"驱赶说",其负面影响逐渐放大,对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及时调试,这是把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重要力量。     

民族研究与西部新开发——兼论当代民族研究的地位和作用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它不仅有利于提高西部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经过十年开发,西部发展成果有目共睹,但东西部差距仍然很大。国家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也将迎来新一轮开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民族研究与西部新开发显得十分重要。     

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部先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上古的民族形成史。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则是夷夏形成史。 夷就是蛮、夷、戎、狄,夏就是华夏。古代的民族当然不能与近代的民族等量齐观,说它们是民族,无非因为以民族学的眼光去看,它们是互有区别的共同体。夷和夏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在远古的蒙昧时代里,既不叫蛮、夷、戎、狄,也不叫华夏。据神话和传说,他们叫九黎、三苗、炎帝氏、黄帝氏等等,都生息在中原或者靠近中     

北宋时期中西交通考述——兼述吐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古代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最东段,基本形成于秦汉,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河西路,”即是从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另一条是“居延路”或称“草原路”,即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其中“河西路”成为主要的干线。由于历史的前进,至公元九六○年,后周政权为赵匡胤夺取,当时的中西     

沉重的翅膀——关于新世纪藏学发展问题的反思和寄语

21世纪的第一春携着无限生机向我们走来。应着新时代希望的召唤,我们愿以回顾和反省的方式作为对新世纪藏学研究的寄语。在过去的一年里,《西藏研究》汉编部与广大藏学研究者携手并进,致力于铸就一种批判性、前瞻性的理论品格。我们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强化学术规范意识、问题意识,鼓励学者深入社会实践,关注改革事业,并为澄清历史是非的不同观点提供自由表达的机会。尽管所有这些努力与广大读者的预期仍有较大差距,但意识到这种差距,便是我们超越故我、拥抱未来的信心所在。历史的进步为我们的这份信心提供了依托。曾有一种以虚构的…     

关于继续开拓卫拉特蒙古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兼评《漂落异域的民族》一书

一、开拓研究领域与取得高深成果的关系我以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无到有的开拓工作,是贯穿在它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只不过有的属于某一整个学科或课题从无到有的大的开创工作;有的则是在已有学科或课题本身范畴内,继续开创新的研究方面、新的研究内容这类局部的开拓工作.后一类开拓性研究,虽然不像整个领域从无到有的开拓性那样显而易见,但往往却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高深成果的必由之路.因为研究领域初创时期的成果,总要或多或少受到研究基础薄弱的限制.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文章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     

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创新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启示——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几起事例为据

社会治理模式和行使参与权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保障人民行使参与权。随着藏区经济的繁荣和互联网等现代通讯技术在藏区的普及,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要在社会治理模式上有所创新。随着藏区的不断发展,藏族群众的公民意识、参与权意识大大提升,并通过一些具体实践行使了参与权,这是藏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需要面对的重要因素。丹巴县藏族群众行使参与权对丹巴县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不仅使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得到丰富,也为创新藏区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激发活力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和法治机制提供了运作的动力、契机、条件和资源,体现了行使参与权与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之间具有良性互动效应。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学习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

<正> 民族问题:主要就是民族关系问题。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国家兴衰存亡休戚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形成和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进一步     

公民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养成问题研究——方法篇——浅谈六艺对当今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

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就是人心的问题.怎样更好地教化人心,我们的祖先早就总结出了非常有效的方法.《中庸》开篇讲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怎样才能更好地修道进行教化人心的过程?六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和渠道.本文从六艺对当今社会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中国六艺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怎样让六艺深入人心、辅助公民道德实践的养成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于汉民族的发展形成和凝聚力问题——第四次国际汉民族研讨会观点综述

<正> 第四次国际汉民族研讨会于1996年11月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长沙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马来西亚、韩国、日本、瑞典、波兰等国及香港、台湾的学者,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广西、山东、陕西、湖北、河南、福建、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吉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