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企业:由传统向近代企业制度演进的过渡性组织形态

从19世纪70年代起,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中国活跃了30余年。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组织制度存在,而是近代工业企业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向现代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发育的过程,是一种过渡型“准企业”组织形式。本文试图从官督商办企业创建的起因、运行方式及发展结果三个方面来阐述和解答这个问题。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的转换

官督商办企业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采用的一种主要经营形式。20世纪初,官督商办企业已经逐步转变为商办企业。这种转换可看作是我国近代经济体制的一种变革,是特定社会环境的历史产物。它对于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官督商办到商办企业经营形式转换的状况、原因及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     

试论江南制造局与近代中国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

近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官督商办企业,而应结合历史实际,考虑类似江南制造局等官办军事工业对后世中国企业发展的影响。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虽不完全符合近代企业的运作特点,但相比于西方各国,晚清中国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国家责任。江南制造总局的企业社会责任可归结为:为政府生产合格的军工产品,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为近代科技储备基本的理论基础。     

近代“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剖析

以往提到“官督商办”,皆以官府控制一言以蔽之。其实并不尽然,其间存在一个权利的转移过程。本文剖析“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目的也就在于揭示“官督商办”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的探讨

本文对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探讨的结果表明:近代中国股份制与西方股份制一样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诞生的。在前近代,伴随中国微弱资本主义萌芽的是,中国只有与近代股份制相似的股份合伙制。具有现代意义的股份制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904年股份制法律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股份制正式诞生。近代中国缺乏股份制产生的一般条件,而当时股份制已在西方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中国近代股份制起源主要是制度引进的结果。因此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西方近代股份制的特点,比如官督商办、官利制度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倡办者在制度引进过程中适应中国现实国情而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晚清股份制企业中官款属性与企业制度变革

早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中 ,官方垫款、借款都是企业的债务。由于官款承担了企业运营的主要风险 ,官方为确保其安全 ,以债权人身份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 ,并要求分享企业的利润 ,造成企业产权关系混乱 ,损害了股东的权益。针对官督商办的制度弊端 ,人们要求明确划分债权与股权 ,政府也逐步调整以债权人入主企业的做法 ,赋予投资者自主管理企业的权利。清末《公司律》开始以法律手段界定产权 ,但政府权力界定产权在企业实践中仍十分盛行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李玉股份制是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经济形式，曾被马克思比作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近代西方股份制理论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传入中国的，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股份制的社会集资功能...     

唐廷枢与近代民族企业

本文对于唐廷枢及其创办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实践的探讨,是鉴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都是民族资本主义,可以根据资本的所有权把它们划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种类型。官办企业和国家与私人合作经营的官督商办企办可以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商办企业一样,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当时中国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     

洋务运动时期企业创办方式与企业制度建设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探讨了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中外合办等方式创办新式企业的问题,触及到企业制度建设中如何处理政企关系这一重大课题。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经济西化中企业的“官督”造成非股份化死结

经济西化中企业的“官督”造成非股份化死结陈勇勤晚清的经济西化，侧重点是工业化．具体来说，就是仿效西方，创办资本主义企业。官督商办是清政府设计并实施的一种不西不中、实属怪胎的企业经营方式。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办的４１家民用工矿企业中，官督商办企业就占有５...     

康有为与晚清民办经济的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工业中官办和官督商办模式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提出应以民办经济为主.从各个方面大力促进其发展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的民办经济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观念在中国的初步形成,对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改变工商政策,以使民办企业成为新的主要投资者,以及戊戌变法中的经济变革和清末"新政"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汉冶萍公司的衰败与国际资本的掠夺——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之体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旧中国江南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含株萍铁路)组成,于光绪34年(1908)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公司的前身是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它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汉冶萍有限股份公司)到最后衰败的曲折过程。     

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

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是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其产权界定十分模糊 ,扭曲了由产权确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造成的负效应有三 :一是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侵害 ,出现产权不完全 ,对经济主体产生负激励 ,投资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缺乏安全感 ,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影响长期投资的可能性 ;二是经营管理上存在明显的外部特征 ,出现“搭便车”现象 ,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 ,企业效率低下 ;三是由于官、商之间的矛盾 ,挫伤了民族资本的积极性 ,近代化进程受挫 ,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在民族资本发展中的作用

“官督商办”经营方式是洋务运动从“自强”转而“求富”后创办民用工业的主要形式。历年来,不少同志在论述“官督商办”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时,把它与民族资本的发展对立起来,说它是早期的官僚资本,起了严重阻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作用。本文现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同志们指教。     

戊戌变法：近代中国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

甲午战后,中国社会上下曾出现过一次空前一致的政治局面,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总督巡抚到民间知识分子,变法维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清政府不再坚持洋务运动时期发展官办或官督商办企业的政策,而转向鼓励发展民间私营工商业的“恤商惠工”政策,这是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改革举措。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如果这一历史时期的安定局面得以保持,中国的近代化步伐本不至耽误太多。可惜改革领导者人为政治运作的失误,使近代中国唯一可能成功的改革招致挫折,并对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其教训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