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夏的《孤鸾曲》及其他

邓中夏(1894——1933),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众所周知的。但他又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对此有所了解的人却很少,因为长期以来,仅见肖三同志主编的《革命烈士诗钞》上选有他三首短诗。近年,《邓中夏传》的出版,有关革命回忆录的印行,尤其是他的长诗《孤鸾曲》(四川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新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因此,研究他的诗歌创作,就成为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     

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学观及其形成

自一九一七年新文学运动的发韧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主义先驱战士陈独秀、李大钊就以新文学为号召,鼓吹白话反对文言,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为启迪民众智慧,唤起民众觉醒振臂呐喊,在全社会激起了空前反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一九二五年,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沈泽民,张闻天等,则在繁忙的工人运动之余,积极关注     

郭沫若研究三题

一、释《女神》一九二一年八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郭沫若的剧曲诗歌集《女神》。作者何以用“女神”作为这本诗集的命名? 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诗人当时的创作意图及其艺术创作的渊源很有关系。一九二三年,邓中夏写过一篇《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的短文,文章在谈     

论邓中夏的政权建设思想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这一问题 ,我党历史上有许多同志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邓中夏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设作了积极的理论探索。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的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 2 0世纪 2 0年代我党领导省港大罢工运动时期他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献中。192 5年 5月 ,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前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 5期上发表了《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棠棣之花》的艺术分析

郭沫若的五幕史剧《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比较复杂,它虽然完形于一九三七年,改定于一九四一年,但它的草创期却近在二十年代。概括起来说,它是在二十年代初草创的《棠棣之花》(仅发表了两幕)及一九二五年所作的两幕剧《聂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九三七年,作者从日本回到上海,着手对《棠棣之花》进行一个通盘的整理,“加了一个行刺的第三幕,把以前割弃了的两幕恢复,就这样便使《聂荌》扩大”①而成为了如今的五幕剧《棠棣之花》的雏形。一九四一年《棠》剧上演之前,郭沫若又对它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改,     

谈《棠棣之花》的几处败笔

郭沫若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整理完毕的《棠棣之花》是一部成功的史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对此,我们已在《<棠棣之花>的人物形象及创作方法的异彩》中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但是,毋庸讳言,正象在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大都有各自的缺点一样,《棠棣之花》的创作亦自不免有它的疏失。这些缺陷,往往与作者的观点有关,同时也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所损伤。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些不足之处,对于研究郭沫若及其作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评介

<正>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既无深入研究的专著,又无全面系统的资料。虽然,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一代革命家曾经考察和撰写过中国工人运动史,如少奇和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李立三著的《中国职工运动概论》、邓中夏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等。但由于这些著作都是从开展工人运动这一政治宣传的角度来写的,其内容也只限于某一行业或某一特定时期,因而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状况。这个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曾整理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劳工方面的资料和著作,但反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葬歌·战歌·颂歌——读老舍新诗札记

<正> 作为小说家、戏剧家的老舍,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若说在现代诗人的行列中也应当有老舍的位置,恐怕不少人就感到生疏了。事实是,老舍不但小说、戏剧、小品文写得好、多,诗歌数量也不少,而且自成一格。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给老舍编的一本旧体诗选中说:“老舍爱诗,也爱写诗”,“他写新诗,也写旧体诗”。老舍是中国新诗坛上一位优秀诗人! 老舍一生写了多少诗篇,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统计。他在一九三四年出过一本《老舍幽默诗文选》,收入讽刺诗十首;一九四二年出版过长诗《剑北篇》;再就是一九八○年胡絜     

郁达夫新诗一首

郁达夫擅长旧体诗,其成就可与鲁迅并驾齐驱,这是人们公认的,但他也会写新诗,却是注意者不多,兹特介绍一首一九二一年随郭沫若《女神之再生》发表的《百无聊奈者之歌》如下:     

穆旦与现代爱情诗

闻一多先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穆旦的（诗人首）等诗作，将这位40年代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置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位置。[1]而写得凄迷深醇的（诗人首），确也从此被几代人解读、索悟。尽管读它，一如徘徊于爱的迷宫；但在百般品味后，怕又渐趋认同了穆旦的同窗、诗友王佐良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第一篇穆旦评介文章中的评语：“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好作品（指（诗八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2]本文拟对之作些探索。一、亘古的“真实谎言”的拆解歌咏纯美的爱情，堪为古今中外抒情诗的母题。“五四”新诗的滥临，…     

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与新文学运动

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的老党员。他们在领导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同时,也关心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他们早在1923年就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状况分别作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在《中国青年》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尽管有些提法今天看来未必完全精当,但在五十多年前,却显得难能可贵。现在重温他们的文艺主张,对指导当前的文艺实践,仍然有益。     

从《棠棣之花》看郭沫若创作主旨的转变兼及日本影响

从《棠棣之花》这部剧作入手,透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创作主旨的转变,以及他在这种转变中对日本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新诗好续浙江潮”新解

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时,曾作《寄先夫愚八首》。先夫愚,乐山市人,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学堂时的同学,当时在乐山从事教育工作。这组诗的第三首是: “杯酒难将隗磊浇,鸾飘凤泊太萧条。屈原已作怀沙赋,沈炯传来独酌谣。呦呦野鹿思芹草, 处处哀鸿怨黍苗。久欲息燕眉岭去,新诗好续浙江潮。”这首诗抒发了诗人在当时黑暗现实下怀才遇、壮志难酬的感伤情绪。首句借用《世说新语》“阮籍胸中垒块,故必酒浇之”之典,言自己愁闷之深。第二句喻自己虽有抱负,但未能遂愿,孑然一身。第三、四句     

李大钊诗歌略论

<正> 李大钊的诗歌是他生命的火花,也是他那个时代生活的闪光。和他“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的雄文一样,它们同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诗歌现存二十七首。其中旧体诗十九首,白话新诗八首。旧体诗以写于一九○八年的《登楼杂感》二首为作者留下来的最早诗作。写于一九一七年八月的《复辟变后寄友人》一诗则为晚出;《登楼杂感》、《哭蒋卫平》、《岁晚寄友》和《吊圆明园故址》等十二首发表于《言治》月刊,《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和《复辟变后寄友人》等六首刊于《言治季刊》。写于一九一八年夏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的白话新诗,大多发表于《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刊物上。这些诗篇无论旧体或新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很值得我们珍视、研讨、借鉴与发扬。李大钊诗歌最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的,第一是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早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时期就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反帝爱国志士。他将自己学习的小楼题名为《筑声剑影楼》,借高渐离击筑的英雄事迹表达自己反帝反清的爱国决心与愿望。他在《登楼杂感》二首中写道:     

郭沫若新诗成败初探

郭沫若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最重要的奠基作.如果从他自己记忆的"最早的新诗"——写于1918年的《死的诱惑》算起,到1965年写的《红领巾的宣誓》为止,他足足写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诗,出版了十几个诗歌结集和选集,计收新诗五百多首.他的这些新诗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这里所谓的"影响",是包含着好、坏两个方面.平心而论,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是有得也有失,有成也有败的.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问题在于:建国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史家、新诗批评家、郭沫若研究家们,几乎众口一辞地颂扬他的成就.能够象张光年在《论郭沫若早期的诗》、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那样,尽管是委婉地、却也是尖锐地指出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缺陷的,还是不多     

试论郭沫若战国史剧的楚文化蕴涵及表现

郭沫若写于四十年代初期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是一个曾经被提出而又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个颇有意义的问题,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我们的兴趣不在问题本身,而在文化意识充分觉醒的研究背景下的重新审视.本文力图从郭沫若的创作与楚文化的深层联系入手,深入阐发战国史剧的文化意义.这样,反秦问题自然会了了分明了.     

论柏山的创作道路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鲁迅:《革命文学》 凡诗人,他的生涯,他的心灵活动的历史便是一首壮丽的诗,往往他所没有写出来的要比见之于纸墨的更多得多,也更动人得多;而且从以往的历史——今后可不敢说——证明,诗人大抵是悲剧人物。 柏山是一个诗人,从气质和才性说,他的战士的成份更多于诗人的成分。从1934年发表短篇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风格

<正> 闻一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他是最早自觉地倡导和探讨新诗的民族风格,也是最先在创作中体现民族风格的诗人。何其芳曾说,闻一多“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的诗人”。这个评价是符合其诗歌创作实际的。一民族风格,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气派。闻一多主张新诗人要“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情的抒发,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面貌、时代气氛、风俗世态、山水人物,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感情特色。显然,这是民族风格的主要内容。《死水》集第一首《口供》可以看出,诗人之所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坚贞、高尚、爱国),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木(青松、菊花),是我国古代诗人经常歌咏的自然景色(大海、夕阳、高山),甚至喜爱喝一杯酽酽的苦茶的习惯,也是地道的中国特点。这首诗,可以说是闻一多追求新诗民族风格的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