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俄国知识分子问题论析

俄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明显差别。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批判精神,同情劳动人民。他们在俄国现代化进程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当他们以西方文化视野观察俄国落后的专制制度时,产生了强烈的批判意识。他们与政府对立,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希望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但这不仅没能得到专制政府的认可,也没能得到依然保持着传统思想的民众的支持,在国内陷入孤立。俄国赶超型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使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存在着许多致命的弱点,充满了矛盾性和乌托邦性,在其思想深处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意识。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但同时现代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导致了文化意识、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人们的困惑与迷茫.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摆脱新困境,学界引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概念.我们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二者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和相互关系,旨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可能的分析路径和解决方案.     

“人民问题”的启蒙困境:19世纪7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实践探索

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实践探索独树一帜。在柴科夫斯基小组道德主义的引领下,为了让俄国人民认识并参与革命,建立平等社会,平民知识分子发起了"到民间去"运动,并主要分为两大实践路径:一是煽动人民暴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另一个是通过平等交流与教育,使人民对文化和革命皆有充分的认识。第一条路径由于不了解民间实际的冒进和功利主义而找不到出路,第二条路径则由于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无法有效交流而失败。这两条路径的实践和其最终结局,体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的启蒙困境。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并且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他们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中国话语与世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话语,一直是一个热点.但在关于知识分子话语的讨论中,知识分子的俄国起源和法国起源的两种言说,没有能够得到明晰的论说,而知识分子的俄国型和法国型的不同特点和共同精神,也没有能够得到仔细的析辨.对知识分子概念所含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知识和天下关怀,以及这两个方面的复杂绞缠和关联,还需要一种思辨上的提升.对知识分子概念所含内容也没有从世界史的大视野进行考察,从而导致在整个知识分子史上,还有甚多的疑难需要进行研究.     

市民社会、"阵地战"和"有机知识分子"——兼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解释了革命在俄国成功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一股最富有创新性的潮流.这一理论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创新文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并大力培养属于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鲁迅瞭望俄国文学的视角

鲁迅从知识分子的自新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深切地摄取俄国文学的元素,从俄国的变化里考虑到个人主义与集体精神问题,借着该国经验,思考中国的出路.但限于知识结构及学术兴趣,他对俄国的想像亦有盲点,社会政治形态与艺术形态之关系也被简单化了.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再寻"路标"--侨民时期的斯图卢威及其自由主义思想

自由主义是20世纪俄国数度政治风云变幻之中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和政治思潮,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一时代最具悲剧性的社会政治群体,斯图卢威则是这一群体中最为显赫而被时间遗忘的人物.作为政治家的斯图卢威已经属于历史,但作为思想家的斯图卢威将永远保留在俄国思想文化史扉页之中.斯图卢威还是在20世纪初,就以个人自由、文化和民族和谐的价值观向全人类发出号召,他的学术遗产补充了我们对俄国历史的个人理解.     

俄语教学中词汇翻译跨文化因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深入。俄语作为一种沟通的语言，在两国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在俄语翻译中，词汇是基础，研究跨文化背景下的俄语教学中的词汇翻译，对于指导今后的俄语教学，提高学生们的俄语学习水平，完善俄语教学中的词汇研究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明中后期狂士的社会交往生活与江南士林风气

狂士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明代中期以后,在王学、禅宗和道学的熏染下,遂成为士林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狂士在社会交往中,追求任情适性、率性而为,甚至出现了有悖于传统儒学教诲的言行.然而,狂士特立独行的交往行为和夸张甚至矫情的言行在这一时期的江南流于时尚化,这表明了明代江南士人内心的苦闷和焦灼,是传统文化在这一特殊时代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     

五四报刊文化批评的隐晦结构及其流弊——以陈独秀和《新青年》为主线

五四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下,回避政治批评,然后在文化批评领域阐发文化救国的理想化设想,他们当时的议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一个外显内隐的张力结构,充满了斗争精神,但是也为一般民众的阅读制造了较大障碍,以至于当时的批儒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大陆被大规模误读。本文旨在重返五四文化批评现场,澄清事实真相,为今天的社会发展理清文化思路。     

我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嬗变与升华

鸦片战争后,为拯救中华民族走出亡国灭种的困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纷纷作出不同文化主张,形成了近代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化变迁。曲折的文化探索道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使之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趋于理性。然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任重而道远。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要不断实现文化传承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试论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

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党内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代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集中反映了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从"还乡"到"疏离"——现代性视阈中的当代知识分子与农村问题

自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广大农村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1978年以来的农村改革,加速了乡土中国创造性自我转化的进程,也催生了农村社会问题的显性化、复杂化。与此相对的是,农村问题不仅没有成为城市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反而被不同程度地忘却和遮蔽,这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景观。依循历史的尺度和伦理的尺度这两个维度,检视知识分子对农村问题的回应和关注点的变迁,从中剖析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面相,不失为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有效尝试。     

“五四知识分子”与知识共同体——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知识分子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世代,其独特性在于,代际认同与分化都是建立在报刊基础上的。与清代知识分子的典籍文人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报章文人,其活动围绕报刊展开。以《新青年》等新刊物为中心,五四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报刊、报刊撰文、创办刊物的形式,彼此联络交际,构建了一个有着共同取向和志趣的社会文化空间,取得了文化身份和文化精神上的认同,进而形成共同体。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取得认同的同时也在不断分化。分化的根本原因与思想和人生取向的分野分不开。追求趋时性、议论性的社会介入与追求基础性、恒久性的学术建设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分化。     

汉语成语和俄语成语的对比研究

汉语成语和俄语成语都是语言的精华,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们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分别记录了本民族的政治历史,反映了本民族的经济生活,透视了本民族的文化心态。从它们的特征和数量入手,研究汉语成语和俄语成语的语源,研究汉语成语和俄语成语所涉及的对象,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