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中国古代金融犯罪考

中国古代金融刑事法制文化源远流长。信史证明 ,中国古代至迟在秦代开始就有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 ,以后各代相继发展。中国古代的金融犯罪包括三个方面 ,即货币制造方面的犯罪、货币流通方面的犯罪和借贷方面的犯罪。其中主要是货币犯罪 ,特别是铸币犯罪。比较而言 ,唐朝及其以后各朝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更为完善     

网络文化与青少年犯罪

网络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影响成为诱发青少年犯罪新的土壤.网络文化与我国民族文化冲突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根源,网络文化诱发青少年犯罪的机制表现为:扭曲青少年的价值观、弱化青少年的道德意识、强化青少年的犯罪心理、降低控制青少年犯罪的能力,因而使传统的青少年犯罪不断增多,新型的青少年犯罪大量出现.所以,必须积极应对网络文化的提出的挑战,多方面优化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才能扼制青少年犯罪的发展.     

论文化与犯罪的起源

文化与犯罪都起源于原始社会,说明从历史渊源上,文化与犯罪是不可分的。如果说,在文明社会犯罪在本质上是向兽性的复归,那么在原始社会,犯罪就是人类兽性的随意表露。因此,原始社会的犯罪必然更司空见惯,更被认为是社会的正常现象。由犯罪起源可知,从本源上讲,犯罪与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没有直接的关系。私有制和阶级斗争能增加一些新的犯罪类型,能加剧某些犯罪,但不能决定犯罪的起源。     

试论犯罪的文化成因及防控

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形成相互作用。由于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因素千差万别,导致社会中出现各种文化集体,或相互类似、和谐,或相互矛盾、冲突。在文化的矛盾体中,进步文化与落后文化此消彼长。落后文化的蔓延、嚣张,必然严重影响整个社会风气,造成犯罪率直线上升,并给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带来极大的困难。本文从文化的视角探讨文化与犯罪的相互关系、犯罪生成的文化因素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于犯罪防控的积极作用。     

论我国刑法中犯罪定量的合理性及其模式

犯罪定量是中外刑法研究的共性模式。在我国刑法中质量互变规律是犯罪定量因素存在的认识论前提;刑法的谦抑性是犯罪定量的价值基础;＂二元的制裁模式＂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政治基础;重刑主义传统影响下的法不责众的法文化心理是犯罪定量的现实文化基础。一些学者提出我国的犯罪定量模式是＂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的看法,并没有较好地反映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场景。＂立法定性与定量＋司法定量＂才是我国犯罪定量的真实模式,这种立法定量与司法定量的混合模式更具有中国语境中制度上的契合性和实践上的适应性。     

有组织犯罪与毒品犯罪的共生模式

毒品的泛滥与有组织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毒品问题的滋生和蔓延都使有组织犯罪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发展空间;而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又极大地增强了毒品犯罪的能量,加剧了毒品的泛滥。毒品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共生模式以有组织毒品犯罪为传动轴,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严重挑战。     

两种经济体制下中国犯罪状况与治理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犯罪现象随着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时落时涨,前后形成了五次犯罪高峰。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196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犯罪高峰;1979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犯罪高峰;198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犯罪高峰;1991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分析造成这五次犯罪高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总结治理的成功经验,采取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     

犯罪定量之哲学基础初探

犯罪必须定量,犯罪必须有量之要求。通过从犯罪之哲学根基入手,寻求犯罪定量之哲学基础,即哲学中的度与关节点。     

大众文化与农民犯罪

大众文化是以城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文化,但由于广播和电视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随着广播和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早已把农村覆盖,从而使其负效应成为诱发农民犯罪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激发农民潜意识阴暗的东西导致犯罪,促使其介值观念倾向个人本位导致犯罪,强化其拜金主义导致犯罪,促进其追求世俗享受导致犯罪。所以,必须努力提升大众文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才能控制农民犯罪发展。     

大学生犯罪原因及预防

如何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已成为当前研究大学生犯罪的首要任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在特定环境下的有机结合,主要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和不良社会环境导致价值观的沦丧、教育体制的负面影响、家庭培养制度的落后、不良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大学生个人因素等等。通过对大学生各种犯罪现象的剖析,对制定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对策和措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在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及预防探析

大学生走上了犯罪道路,无论对社会还是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犯罪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因此针对在校大学生犯罪的原因采取有效预防措施势在必行。     

医疗事故罪中"严重损害后果"释论

“严重损害后果”是构成医疗事故罪的必要条件之一。当前 ,对它的理解分岐较大 ,认定标准不一 ,存在较大的局限。文章论述了医疗事故所致损害的特征和类型 ,并提出科学理解和认定“严重损害后果”的原则     

持有型犯罪的罪数认定疑难问题探究

引起广泛争议的是关于持有型犯罪的行为形式、主观构成和证明责任等问题,但是由于该类罪的特殊存在形态,致使其在罪数认定上表现出复杂性。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为了实施其他后续犯罪时,以后续犯罪的预备犯处理;有足够证据证明行为人持有某特定物是因为已经实施其他前继犯罪时,以前继犯罪的事后不可罚状态论。只有当司法机关难以证实前述情况时,才可以持有型犯罪一罪论处;当持有与任何前罪、后罪都不存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关联时,可成立持有型犯罪与他罪的并罚数罪。     

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探析

《唐律》对共同犯罪作了细致、完备的规定,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唐律》中的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对共同犯罪人以区分首从为原则,而且,将共犯与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犯罪还存在共谋共同正犯、事后共犯、陷害教唆等。     

共犯中止条件的现实挑战及重构

当前刑法理论学派之争正在趋于折衷,对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也应该通过主客观相结合的路径来适应世界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强调客观方面的同时,关注共犯的主观努力,同时对共犯的中止行为提出一定的要求。依据牧野英一"因果的共犯理论",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条件应从因果关系理论的视角来构建,即时间性、自动性、脱离性。     

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出罪事由——基于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双层考量

卧底侦查行为并非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侦查行为,其规制涉及到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限制。在卧底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经常实施大量的具备犯罪构成形式要件的涉罪行为,理论界对这些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存在诸多论争,但现有的各种理论只能对涉罪行为的出罪理由进行一种片面的解读。按照先客观后主观的考察路径,以利益衡量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双层次评价标准,能够为卧底侦查中涉罪行为的罪与非罪划定合理的界限。     

单位普通累犯制度立法价值评判

刑法应当增设单位普通累犯制度。其构成要件之前后罪都应是故意犯罪 ,时间条件是后罪发生在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因单位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判决生效以后五年内 ,且前后罪中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实施的假公济私、寻租公权力的犯罪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威信和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不仅降低了国家机关运行效率，也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刑法历来打击的重点。但是，原来较为明确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新的人事制度的出现，变得复杂起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某类职业人员是否属于刑法国家工作人员争论此起彼伏。鉴于此，试从身份犯罪构成入手，分析国家机关及商业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的主体范围。     

“犯罪有益论”之“功能观”批判

国内刑法学界近年来出现了"犯罪有益论"、"相对主义犯罪观"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犯罪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并且由于其观点的"新颖性"而受到诸多年轻学子的追捧,形成了不正确的理论误导。而其支持性理论之一在于:犯罪有着应当加以肯定的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完善的积极功能或者正面功能。因此,对于"犯罪有益论"者的"功能观"加以分析和批判,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