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研究的深入与整体研究的示范──评《李商隐诗歌研究》

自宋以来,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在李商隐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致岑仲勉先生曾感慨说：“唐集韩、柳、杜之外,后世治之最勤者莫如李商隐。”在前人成果甚丰的情况下,刘学错先生的新著《李商隐诗歌研究》不是匆忙地利用前人成果写关于李商隐诗歌思想艺术分析专著,写大部头评传什么的,而是通过对前人成果认真的总结与辨析。看到了即使有“后世治之最勤”的客观事实,但前人的准备工作有许多需要加强和补足的环节。他和余恕诚先生合作,出版和完成了《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辑注》、《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李商隐诗…     

也谈李商隐《利州江潭作》——试与杨柳同志商榷

1980年第6期《人文杂志》载杨柳同志《如何确解李商隐诗》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评述近年来对李商隐诗的研究,选题是好的。李商隐诗是唐诗中既著名又难理解的诗,对不同的解释进行探讨,是有好处的。若能科学地评述李诗研究中的优缺点,肯定研究成果,指出不良倾向,用实际范例,提供较好的研究方法,确能促进李诗的研究。但杨文不是这样,而是简单地把他不同意的解释,都斥为“疏于考证”、“挟典藻之词,而乏实征之功”、“以‘意逆’代替‘钩     

周振甫先生的编辑生涯

周振甫先生从1932年应聘到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开始,直到1975年调入中华书局,迄今已历六十载。在这六十年的编辑生涯中,周先生先后编校过《辞通》、《二十五史》、《明史》、《鲁迅全集》等重要文史大著,并在编辑《谈艺录》、《管锥编》等重要著作中和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振甫先生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编辑精神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及海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1981年中华书局和出版工作者协会还特意联袂为周振甫先生从事编辑工作五十周年举办了庆祝茶话会。更加可贺的是周振甫先生在编辑之余还撰写了《诗词例话》、《文章例话》、《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全译》、《李商隐选集》、《中国修辞学史》等深受学界喜爱的著作。     

谈温李齐名

温庭筠以诗、词赋的成就,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文坛带来了生机。《东观秦记》、《北梦琐言》、《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语林》、《新唐书》、《旧唐书>(《李商隐传》、《温庭筠传》)等都载录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温庭筠和段成式、李商隐号称三才,文称三十六体(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载录三人族兄行第都是十六)《四库全书·西崑酬唱集提要》说:“冯武序以李商隐诗与庭筠、成式并称‘西崑三十六体,”《册府元龟·才学类》     

梦窗词索解五题

南宋著名格律派词人吴文英之《梦窗词》,幽邃丽密,索解甚难,论者比之于唐诗中之李商隐。本文就其五首词之读解问题,与陈洵、杨铁夫、俞陛云、刘永济等近世词学名家商榷。     

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周予同先生商榷

不久前,周予同先生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对学术界正深入开展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提出了某些建议——象编写《孔子传》、编写《中国哲学辞典》等。显然,这些积极的建议,值得大家重视。但是,就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周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及史料考订?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怎样?能不能以封建的与资产阶级史家的治学方法,当作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基本功?史学研究中怎样坚持阶级分析?我们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周先生与读者求教。     

从“悼亡”说到“自伤”说——论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

李商隐《锦瑟》主题阐释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悼亡说、自伤说与诗集自序说,三种说法均与何焯有关。通过对何焯的李商隐诗歌批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探寻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追溯自伤说产生的渊源。何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与科学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悼亡说到自伤说,从《锦瑟》扩展到李商隐的全部寄寓之作,建立了自伤型批评话语体系。     

世纪之交李商隐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新时期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可说是突飞猛进的。与之相应,李商隐研究也是成果丰硕,达到了学术史上的一个新水平。刘学锴、余恕诚二位先生所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便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此外,不少研究者依凭传统研究的深厚基础,采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别开李商隐研究的新境。可以说,当前的李商隐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方面。然而,我们把这一课题放到更大的范围内来考察,放在世界唐诗研究的范围内来审视,则深感有关的研究不仅有待深人,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须待修正之处。本文拟对李商隐研究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红楼梦》与李商隐

《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 ,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红楼梦》所受唐诗尤其是李商隐诗的影响 ,值得人们充分认识和关注。《红楼梦》虽是小说 ,但通体浸透和充盈着诗的意境 ,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诗的才情 ,尤其在善于用典而富含寓譬、内容隐晦而让人猜测、凄婉哀伤而极富朦胧之美等诗美特色上 ,无疑都或多或少得益于李商隐。具体表现在《红楼梦》的书名取意、作意构思、人物故事以及诗词描写和意境创造等许多方面。     

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

（一）西方有一种理论：“诗的妙处在于猜测它的含义”．甚至认为“诗里必须有谜”。李商隐许多诗的含义极耐“猜测”，不仅有“谜”，而且似乎不止一个“谜底”。蓬山（蓬岛、蓬峦、蓬莱树等同一系列）意象在李商隐诗中共出现七次，分别在六首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天题·相见时难》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海上谣》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伏俨云旗。《一片》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七月二十八…     

评《韩孟诗派研究》

在唐诗研究界 ,毕宝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研究者 ,他的《李白诗中“巴东”考》、《李商隐科举考试始末考》、《王维生年考辨》等考证文章极见功力 ,颇受推重。继《李商隐传》、《王维传》之后 ,最近他又推出一部力作《韩孟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2月版 ,2 70千字 )。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 :前三章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及形成过程进行总体探讨和阐述 ,勾画出这一诗派产生的背景 ,接下来的六章对该派中“将”级以上人物进行介绍评析 ,最后阐述了该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学术视野开阔 …     

《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质疑

李商隐于开成末、会昌初亦即公元840-841年之交曾作江乡之游,虽正史无载,但从诗人创作的诗文中却证据确凿,情景宛然。《文学遗产》80年第3期《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以下简称《再辨正》)一文的作者对此提出异议,拜读后,觉得有不少问题值得商榷。     

評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論

艺术的源泉是情感而不是社会生活,这是周谷城先生近年来发表的美学論文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史学与美学》中,周先生說:“人的生活,可能不一定都有情感,但美或艺术或艺术品,都是以情感为共源泉的。”在《礼乐新解》中,周先生説:“主观     

谈李商隐的政治诗

晚唐诗人李商隐最为传诵的诗歌,是他所独创的《无题》和一部分抒情咏物之作。那婉曲细腻、缠绵悱恻的笔触表现了诗人的多情,那哀怨悽惋、低回深沉的情调透露出诗人的感伤,这是一个遭逢末世而又身世蹭蹬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借诗吐露自己的心曲。然而,多情和感伤并不是李商隐的全部性格,他也有着金刚怒目式的歌唱。这类诗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了解和研究李商隐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李商隐生于国势衰微、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时期为社会经济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     

楚天云雨不须疑──李商隐与女道士相爱的几首无题诗考析

楚天云雨不须疑──李商隐与女道士相爱的几首无题诗考析陶光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些是写与女道士一段隐秘恋史的。本文即对其几首与女道士有关的爱情诗进行考析。这首先要从其长期被注家们曲解的三首《圣女祠》诗说起。一、三首《圣女祠》诗的启示第一首《圣女祠》诗是这样...     

李商隐之无题诗并非写爱情

李商隐之无题诗闪烁迷离,旨趣难求,历来众说纷纭,其中爱情说是颇有影响的一解。《固原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发表的《无题诗爱情说质疑》(作者申秀云)一文,对此提出了疑义,并用“行为论证”法进行了论证。1、李商隐出身孤寒,世态淡簿,家庭遭际的种种不幸都在他心中投下阴影,怎么能频频地耿耿于什么女冠、宫人?2、李商隐所处的“唐代风教废驰,习俗淫靡,晚唐淫风愈盛,诗人沾染陋俗,并不讳言     

王蒙的文学研究与评论

王蒙的文学研究和评论很有特色,不同凡响。他称赞《红楼梦》是伟大的混沌,与宇宙相通;对宝、钗、黛三个文学史上的典型人物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指出李商隐之所以为李商隐,李商隐之最最独特的贡献,在于他那些为数并非很多、意境迷离、含义曲奥、构思微妙、寄寓遥深的七律“无题”诗;李商隐身世的悲剧性,除了社会历史、派别斗争的原因之外,也可以从他的性格特点上找到一些根由。王蒙的人物评论,体现了一个作家兼批评家的“才、胆、学、识”。     

福乎?祸乎?--也谈"核心期刊"及其相关问题

近读周祥森先生《“核心期刊”论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严重危害》一文 ,颇觉痛快。———但在此须赶紧声明的是 ,笔者感觉痛快并非认为周先生说出了笔者想说的话 ,恰恰相反 ,是因为周先生在文中以编辑身份所叹的苦衷。也就是说 ,笔者的看法与周先生是完全相左的 ,特此写出来供周先生和其他有此雅兴的先生们批评。周先生的文章很长 ,牵涉的问题也比较多 ,在此仅就以下三点进行讨论。一、编辑应该干些什么活　　周先生在文中列举的所谓“严重危害”共分六点 ,其中除第三点外 ,其余五点都涉及到编辑人员的职责范围———换言之 ,不妨表述为编辑…     

李商隐南游江乡辨

李商隐是否游过江乡(今长沙一带)?这不仅涉及李商隐生平行踪:还牵联到他《赠刘司户蒉》一诗的系年,也关系到他对唐武宗和宣宗的不同的政治态度,不可不辨。清人冯浩认为李商隐曾于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冬间游江乡,次年正月北返。张采田赞同其说,并有所发挥。一时似无异论。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唐史余沈》力辟开成五年之说,博综史料,考据精详,堪称佳作。但我既不同意冯浩、张采田以及最近出现的开成五年冬(公元8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