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之工具,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即法律的德性基础影响并制约着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调节的效力,也决定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公正即无秩序,恶法之治势必无法实现社会之和谐。法治唯有与道德紧密契合,执法者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才能大大降低公众对法治行为的反对意见,从而有助于提升法治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的实现,无疑也能发挥法律社会调节的实际功能。本文着重分析了法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法治过程中德性匮乏的突出问题,最后就强化法的德性基础,增强法的有效性与社会调节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哈耶克法哲学中的四对概念辨析

法律、法治、自由、平等是法学中的核心概念。在哈耶克的法哲学中,这四个概念分别内化为意义相反的四对概念：即形式的法律和实质的法律,公法之治和私法之治,肯定自由和否定自由,结果平等和平等对人。这四对概念又形成两组对应的逻辑关系：形式的法律→公法之治→肯定自由→结果平等;实质的法律→私法之治→否定自由→平等对人。     

谈法治精神的内在价值

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法治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市场经济是法治产生的基础 ,而法制社会则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有效的现代法律体系为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后 ,在经济建设下的中国已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话 ,那么法治的人文精神和内在价值似乎还没有得到相应普遍的重视。而任何一个法制社会所具备的条件不仅仅是一套尽可能详尽的忠实的反映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制度 ,而且还应有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秩序包含的社会经济伦理价值的自觉的和坚定的信仰和选择 ,古人说 :“徒法不足以自行” ,正是后者决定了依法而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     

贺麟法治观述论

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对其法哲学思想则鲜有论及。事实上,贺麟的法哲学思想也是颇为精湛的。他的法治观是他的法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贺麟对法治何以存在、什么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的类型、诸种法治类型演进的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对儒家重德治反对法治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还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诸多借鉴启示之价值。     

经济法治:政府与市场的规范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确立经济法治.正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治思维的束缚,从而影响了其应有的活力与效率.因而,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间的关系,对于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亟须重新考量并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权力予以控制,对权利予以保障和救济,以进一步摆脱“人治”思维;同时,依靠依法治国理念处理和协调好党、政府、市场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综合利用公法和私法,构建和营造能够确保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法治框架和秩序环境.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贺麟法治类型说浅析

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对其法哲学思想则鲜有论及.事实上,贺麟的法哲学思想也是颇为精湛的.他的法治观是他的法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贺麟对法治何以存在、什么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的类型,诸种法治类型演进的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对儒家重德治反对法治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还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诸多借鉴启示之价值.     

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意蕴就是社会成员内在性的法律信仰。我国要实现法治化 ,首先必须树立个人乃至全社会普遍的法治信仰。而现代法律教育是培育整个社会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     

新自然法学法治论之旨趣及启示

自然法学派对西方法治论传统及"良法之治"理念具有承启意义。晚近新自然法学褪去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其法治论也渐次转向对法治形式价值的关注。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法治"以正义原则为旨归,趋于描述一种确保正义价值的形式化制度体系与法治秩序;在富勒的法律道德性理论中,"法治"作为不断趋向道德目标的治理事业,体现为一种内在具有合理形式、蕴涵"程序自然法"的秩序框架。晚近新自然法学注重认知与方法的平衡,现实地考量法治的形式价值,进而转向对规范之内在属性及秩序之稳定形式的审思,这对强调程序正义的中国法治秩序构建不乏启示意义。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转型期我国法治与传统社会的冲突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加,矛盾类型也日益多样。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对法律的要求逐渐提高。因而,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必然伴随着法治的发展进程。然而,法治改革的浪潮,与我国传统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其影响。因此,通过本文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调整村庄及小村庄的社会关系方面 ,乡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则。越南的古代乡约既包括存在于 15世纪与 2 0世纪上半叶之间以文言文或俗语形式记录的规则或协定 ,也包括在村庄世代口口相传的口头规则或习惯。现代乡约在村庄的存在是于Polibureau第十号决议颁行后得到恢复的。就其本质而言 ,古代乡约被认为是调整越南古代村庄的“现存习惯的汇总” ,它们涵盖了古代村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乡约还担负着实现地方自治的角色 ,其正当性缘于全体村民的民主制定。尽管在乡约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 ,乡约对传统村庄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却证明法律在村庄中的有效存在。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法律应当缩减对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范围 ,而村庄协定也必须确保自治和村民的共同意志     

法治:权利义务平衡之治

权利义务平衡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统一、依存共在。权利义务平衡之治是基于义务之治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权利之治需要在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而提出的。平衡之治呈现为:以权利义务平衡作为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以权利义务平衡作为社会一体遵行的行为规则;以权利义务平衡保障良好的秩序状态;以权利义务平衡来实现社会政治文明。它揭示了法治从权利之治到平衡之治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提升个人境界,增进个人幸福;有利于协调个体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协调个体与整体关系,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有利于促进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现代性反思境遇下的私法文化精神重建

私法文化精神体现着现代性的价值信念和精神诉求,随着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私法文化精神也发生了重大转向,尤其是法律理性的反思切换、权利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度嬗变和法律人格的重新定位。因此,必须以这一当代反思重建走向为参照,积极培育中国的私法文化精神,从而推进法治进程。     

试论法治与民主的基本关系

民主与法治作为现代政治追求的两个目标 ,存在着很强的一致性 :民主政治是法治的基础 ,它决定着法治的价值基础和效能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 ,它为民主提供前提、规则、权力制约机制和责任机制。另一方面 ,法治与民主也并不是完全契合的 ,两者在逻辑上以及实践中都存在着张力与矛盾     

宪法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基石

法治和德治是一个传统的话题 ,但现代宪法提升了其内涵 ,使之与民主、自由、公正等价值目标相联系。宪法也界定了法治与德治的差异 ,依法治国的宏观性、强制性、程序性、表象性的特点和以德治国的微观性、引导性、无序性、深刻性的特点 ,决定了依法治国是基本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则是对依法治国的补充和升华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