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境域中的困境

基督教传入中国如果从唐代算起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虽然基督教在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但从总体上来说,如果和佛教传入中国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入并不太顺利.直到今天基督教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宗教,始终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在宗教的理论上也没有很好地完成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与创新.这里原因何在?本文仅从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出发,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境域中所面临的挑战,说明基督教如果要在中国的文化境域中得到发展,与其他宗教和睦相处,就必须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自救与自然：论林语堂小说中的人性观

林语堂是一个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 ,同时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因此他小说创作中的人性观具有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他抛弃了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 ,肯定了人作为独立精神个体的价值。他相信人能够通过自救而获得精神的完善 ,完美的人性是合乎自然的。他确立了信仰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林语堂的人性观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使命的承继 ,也是对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顺应。     

永恒追索与即时解脱——宗教影响下的金斯伯格创作

作为俄裔犹太诗人,金斯伯格的宗教世界相当繁杂,甚至有些混乱,但从整体来看,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的当数基督教和禅宗,正是这两种宗教的碰撞与交融形成了他诗作独特的品质。就两者对其创作的影响来看,基督教是他诗歌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基督教精神会在他诗歌的各个层面有所表现;禅宗则是诗人有意为之的摄入,它的影响会出现一个由外部形态到内部意蕴逐渐渗透的过程,且着力痕迹相对明显。     

从《圣经》中的该隐形象看拜伦笔下的该隐

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enNoelBy-ron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质疑。拜伦写于1821年的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塑造出了一个思想和情感丰富的形象饱满的该隐,完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教义对该隐形象的解读。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塑造出了种种的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运用于西方文学之中。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对圣经形象的运用,西方文学总是潜     

“国家兴亡,教会有责”——吴雷川的基督教救国思想评析

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基督徒,吴雷川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二者之间的融合,并试图通过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来救赎中国.吴雷川所生活的时代、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神学观点.虽然他对基督教的诠释有失偏颇,但他的爱国精神值得人们学习,其神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思考.     

超越康斯坦丁主义的诱惑——简析哈弗罗斯的社会伦理思想

哈弗罗斯在基督教传统内复兴了德性伦理,人们往往指责他逃避政治。其实他对基督教如何介入公共生活有自己的看法。他批评美国主流的新教思想家,指出基督教社会伦理应该超越康斯坦丁主义(即宗教与政治的联合)的诱惑,基督教团体本身应该有独特性,是与社会、国家作为比照或对比的城邦。这对人们认识到国家的有限性、共同体的重要性等很有启发意义。     

奥古斯丁研究的拓荒之作——读《神圣的呼唤》

但凡研究西方哲学 ,非了解基督教不可 ;而要了解基督教 ,又非了解奥古斯丁不可。据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记载 ,耶稣曾给自己的门徒讲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个浪子从父亲那里索要了自己应得的产业 ,出外挥霍一空。在穷困潦倒之际 ,他幡然悔悟 ,回到父亲身边 ,受到父亲的欢迎。中国人也有句格言 ,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奥古斯丁正是基督教的一位“金不换”的“浪子”。这位出生于北非塔加斯特城的纨子弟 ,青少年时代偷鸡摸狗、拈花惹草。若说他无恶不作 ,恐怕也并不为过。然而 ,在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熏陶下 ,奥古斯丁却始终怀着一颗执着地…     

宗教对话与宗教他者

本文通过分析基督教思想界已经存在的主要关系理论,梳理它们与宗教他者的关系,从而阐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真正合适的关系是什么:基督教需要完全地确立起其他宗教的他者身份,任何排斥、包容、驯服、扭曲宗教他者的模式、态度都不利于宗教的和平以及基督教信仰中爱之核心的表达。     

理性与信仰：克尔凯郭尔神学悖论的启示和意义

在西方神哲学史上 ,克尔凯郭尔是对悖论进行生存论探究的第一人。他认为 ,基督教是关乎生存的宗教。基督教植根于悖论。对基督教而言 ,悖论是一个应张扬和加强的优势 ,而不是一个应遮蔽和减弱的缺陷。本文剖析和梳理了克氏著作中的若干悖论 ,并认为 ,他的悖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信仰高于或超于理性。理性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 ,“为信仰留下地盘” ,从而确保基督教的“超越性”和“生存性”。克氏从唯信论生存论的角度对悖论以及理性和信仰关系所作的思考 ,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对之深入研究。     

论林非的散文创作

林非散文创作持久的热情和动力,与作者的思想理念相关,也与他对学术文化背景、学术功能和自我价值的反省有关,还与他对散文浓郁的兴趣和研究联系在一起。大致说来,林非散文创作最早可追溯到５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进入开创期,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期为发展成熟期,近几年又有了新的开拓和深化。但总的来说,林非散文具有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强调真情实感,注重文化理性反思,偏重典型细节的刻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林非散文个性之形成可能受到鲁迅和卢梭的影响最大。     

浅谈小说《白鲸》中的思想冲突

麦尔维尔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白鲸》被公认为19世纪美国小说的杰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的思想自始至终是矛盾的。他既忠诚于基督教,又反叛基督教。这一矛盾贯穿小说的始终。     

毓贤抚鲁、晋两省期间的“涉教”态度比较

义和团运动期间,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履职两地之时他的＂涉教＂态度,尽管是在同一趋向基础上的阶段性发展中所呈现,但其仇教反教表现的相对隐与显、柔与刚、温和与暴烈、理智与迷狂,还是反差颇大,彰明较著。究其原因,既为具体背景条件和朝廷导向因素在两阶段中的不同所促使,更是其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仇教心理自潜隐、抑制到凸显、膨胀的剧变并外化于行为所直接导致。     

林语堂的中庸观在其译作中的审美再现——以林译《浮生六记》为例

林语堂的汉译英作品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普遍欢迎,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极力秉持的中庸人生观对其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影响。林氏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因为与之有精神上的契合和情感上的共鸣,在翻译过程中,他时而走进作者,时而走进读者,以其深厚的文化和文字功底游刃于作者和读者之间,在“半里乾坤”中演绎着翻译的和谐之美。     

论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

林语堂从新文学运动源头采撷的个人主义的火种,成为他一生坚守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把人道、人性视作全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社会发展水准、文明进步程度的判断都是以人性、人道原则为依据,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超越了特定社会给出的定义而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林语堂的文化情调中,幽默是最具特色的。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鲁迅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已的坚守实施某种转型。转型有两种:一是重在颠覆,一是把过去文化中尚具现代生命力的东西提取出来。林语堂侧重于后者。林语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本是五四精神的弄潮儿,人到中年之后,他和五四青春型激情有了距离,但并未背离五四启蒙之义。他的姿态与鲁迅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牟宗三儒教观评议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牟宗三主要是作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的形象出现的,与他的儒家哲学的研究成果所受到的重视程度相比,他对儒教问题的研究被严重忽视了。实际上,他是五四运动以后重新肯定儒家宗教性的思想家之一,从儒耶对比角度对儒教精神做出了系统阐述,并得出了儒教是内在超越的结论,成为当代新儒家里程碑式的思想贡献。但是,牟宗三的儒教观存在一重要局限,他所谓的儒教其实只是士林儒教中的心学一系,而同样在儒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朝廷儒教、民间儒教,均未能进入其分析视野,甚至同为士林儒学的理学一系也因为别子为宗的判断而被排除在外,从而严重影响了内在超越说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清代宁夏籍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生平事迹考述

俞德渊(1778—1835),清宁夏府平罗县人。清代有名的循吏,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中的一员。由翰林外放江苏,为官实政在民,被陶澍、林则徐所倚重,在东南三大政河工、漕运、盐政等方面颇有建树,尤以协助陶澍整顿两淮盐政为其仕途顶峰。关于其生平,前人很少有专文论及,本文结合史料,对于他的科举、政绩作详细的考证。     

黄霖先生的学术品格

黄霖先生之所以成果卓著,是因为他始终将学人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作为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才能道人之所未曾道;有独立的学术人格,才能道人所未敢道。黄霖先生的＂原人论＂、＂《金瓶梅》作者之谜＂,渗透于研究中的人文精神,都是如此。     

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文学理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林语堂的“闲适”文学理念,会发现这种闲适话语在1930年代的各种意识形态中隐伏着沉痛。这种沉痛来自于闲适话语处境的尴尬,来自于“闲适”文化视角对东西方的凝视与糅合,更来自于闲适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观念形态的艰难指向。同时,林语堂的文学理念在与诸多观念的博弈中显示出了乌托邦想象、异端思想以及一种“非政治”的政治观等特征。     

刘文淇学行考论

刘文淇是清代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开创仪征刘氏四世治经事业。学业经凌曙启蒙,包世臣点拨,多方取资,终成一家之学。其治《左传》,为古文之学,明确学术发展源流,旁征博引,遵守家法。治经之余,多为史籍校勘,专精而会通。经明行修,学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