摭谈巢湖方言习语与巢湖民俗文化

方言研究与地方民俗文化弘扬应互动互补,方言乃民俗事象,亦为民俗内容.巢湖方言习语记录着巢湖当地诸如生产、岁时、信仰等类型的民俗,映射着巢湖百姓生活万象,而巢湖民俗源自于巢湖流域百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与环境相适应的生存模式、行为轨迹,从巢湖方言习语中可管窥巢湖流域民情风俗之一斑.巢湖方言习语具有地域自身独特的谐音民俗特征和富有个性的教育风化功能.巢湖方言与习俗之间关系大多是动态的、互存的和平衡的,只是世革言殊,方言语汇的消长并非与民俗演变亦步亦趋,新民俗会随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方言习语便应运而生.     

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

徽州民歌是在徽州文化土壤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音乐,是徽州人民根据当地生活实际创造出来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集中展现了徽州人民对生活的认知和情感。徽州方言是徽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方言声韵、词汇、语法以及方言民俗文化对徽州民歌韵律、歌词、音腔、题材和思想主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徽州方言对徽州民歌的影响,有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承与保护。     

民俗语言学视域下陕北方言特殊量词探析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俗事象。民俗既是风俗习惯又是文化现象,民俗的形成和巩固需要借助方言这个有机载体,方言词汇是了解民俗事象的活化石。方言与民俗休戚相关,二者互为因果。作为涵化了民俗要素的陕北方言,是陕北文化的语言符号和民俗符号,带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综合运用语言学、民俗学等理论以陕北民歌作为研究底本,从方言与民俗的关系,梳理和分析陕北方言的特殊量词的修辞功能和文化功能。这是研究陕北方言与文化的新路径,能够为民间文化传承提供有价值的启迪。     

灵魂观背景下的福建婚俗语汇

民俗情境,指民间文化传统规约下与特定空间范围内的社会处境。福建汉族的共同的婚姻观,婚姻制度和婚姻仪式,形成了共同的婚俗特点。主要差异表现在具体仪式之中,具体的名称、词汇也根据地方方言的不同会有所区别。对福建方言语汇中的婚姻习俗语汇,进行民俗情境的考察和解读,使我们更加深入了解福建民俗及其地域文化特性。     

从地方志看徽州传统节庆民俗——以《重印绩溪县志》为例

民俗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徽州民俗文化的研究将会对重构徽州社会起到重要意义。以《重印绩溪县志》为主要资料,以期重构民国时期绩溪县的传统节庆民俗生活时态,同时对其特点及成因进行分析。     

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与袍哥语汇

袍哥文化在巴蜀近现代社会盛行,这使得袍哥语汇逐渐演变成为巴蜀方言土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显示其生命力;李劼人小说创作注重巴蜀地域特色,巴蜀方言俗语是他小说创作地域特色的重要反映,而其中滋生于近现代巴蜀的袍哥语汇也是其明显表现;在李劼人的小说创作中,袍哥语汇的大量使用对李劼人近现代巴蜀袍哥人事的表现、袍哥文化的表现有重要作用,体现了巴蜀特有的民俗与语俗。     

对汉语方言写作的民俗审美观照

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方言写作无疑将是从另一个视角去保护民族文化的举措之一。方言是民俗底蕴的凝聚,汉语方言写作不仅可以保护民俗文化,而且能拓展写作渠道,丰富写作风格,从而进一步实现汉语写作生态化。对汉语方言写作进行历史、民俗文化和审美观照,以挖掘汉语方言写作的民俗文化意味,考察其审美意蕴,也就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

新时期文学中,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很多作家共同的追求,出现了地域民俗、地域方言与文学创作强有力的渗透与交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白鹿原》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在这部小说中,关中民俗文化和方言渗透到方方面面,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关中文化特色。     

陕北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

方言是记录文化的工具,也是民俗文化的构成要素。陕北方言是黄土地锻造的,它不仅积淀着陕北文化,而且体现着陕北文化。透过这种独特的方言艺术,可以回溯曾经的陕北历史,领略精深的陕北民俗,解读淳厚的陕北人性。陕北方言凝结了陕北人的智慧,也雕塑了陕北文化。     

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研究

从区域自然地理特征、民俗特征和新安理学三个方面分析了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研究显示:自然地理特征为徽州休闲体育文化奠定了厚重的物质基础,民俗特征促成了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形成,而新安理学却对徽州休闲体育文化的汇聚提炼了精神素材.     

从描述到解释:民俗研究的路径演进

民俗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民俗表面的描述上,研究者应该把视角深入现象内部,对文化解释中"意义"进行思考。民俗学正在经历一个由描述民俗学到解释(阐释)民俗学的学科转向。立足当下,从政治经济因素、民俗现象的场域、作为实践的民俗文化和社会与文化再生产几个方面,学者对民俗现象文化意义的解释已建构出较之前人更为精妙的方法。随着我国学科的不断发展,民俗学一定能够日趋成熟并焕发活力!     

民俗学与方言学的结盟——从“老碗”和“海碗”说起

方言是表现民俗文化特征的最重要手段。本文以＂老碗＂和＂海碗＂为例,说明民俗和方言有很密切的关系,民俗学和方言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民俗学与方言学来说,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研究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都十分强调田野的调查研究;民俗学和方言学的研究,都共同面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和历史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往往是十分的一致;从研究内容上来说,民俗学和方言学也有明显重叠的部分。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民俗语言的传承与流变

民俗语言不是“民俗”与“语言”的简单相加或一般合成,而是经过约定束成、获得广泛认知、习用的涵化有民俗要素的语言材料.民俗语言的主体,由俗语与民俗语汇两大语类构成.民俗语言最本质的内部特征是它是涵化了民俗要素的语言文化符号.一、民俗语言的传承与流变的关系语言和民俗一样是不能割断其历史渊源的,特别是那些口口相传的民俗语言,深深地植根于民间,千百年传承不断.历史的的连续性,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成熟和稳定性,也造成了民俗语言的传承性.民俗是传承文化的沉积.民俗语言兼具语言和民俗的特性,是人类传承文化的形态和工具,是历史的产物.民俗语言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语言的形式和语汇渗透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只要使用这些语汇和语言形式就会进入一种文化氛围.因此民俗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我肯定的文化根基之一.民俗语言具有传承性,但     

清代徽州民俗略论

徽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处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区域。徽州文化的代表之一是其清代民俗文化,内容丰富且底蕴厚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民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至清代发展到鼎盛,其在保留古老徽州习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元素,内容更加丰富,特征愈为明显。众所周知,在历史的长河中,徽州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华大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在如何更好的继承和发展徽州民俗文化,值得后人深思。     

方言在捍卫文化多样性中的重要贡献——以恩施方言为例

方言是语言的具象表征,鲜明的地域特色特征决定了它作为地域文化代言者的地位。恩施方言折射出恩施各族人们在语言创造上的智慧,与其他地域方言一样,在捍卫文化多样性中具有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语言文化的调色板,保持着汉语的斑斓多彩;第二,作为乡村叙事的纽带,增进文学语言的表现力;第三,作为民俗礼仪的阵地,坚守民俗文化的纯洁性。     

连云港方言俗语与文化

语言和社会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连云港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地理和文化环境是方言俗语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同时,方言俗语也承载着浓厚的民俗文化信息。所以,对连云港方言俗语的研究,不应避开其文化的因素,而应从文化的角度去更好、更充分地解释一些特殊的方言俗语现象。     

徽州文化在文房四宝及其包装设计中的体现

徽州文化在文房四宝及其包装设计上,通过包装的造型、色彩、形式、图形与文字,充溢着传统文化的语汇,传达出地域、民族及时空的信息,体现了徽州文化的内涵与意境,在包装设计发展历史上,既展现出民族艺术传统的风格,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宁乡方言与地域文化关系分析

宁乡方言的形成演化与宁乡历史时期的行政隶属、地理交通、人口迁徙、宗教信仰以及民风民俗等文化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地缘与历史沿革 ,也因为交通等因素 ,宁乡与长沙、益阳话同中有异 ,而江西移民的进入 ,使宁乡方言具有明显的赣语特征 ,佛教文化的浸润与巫鬼文化的积淀 ,丰富了宁乡方言词汇 ,民风予其语言风格以影响     

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的发展——以新野猴戏为例

传承人是民俗传承的承担者,与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因此,传承人的个体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而民俗的复兴,其实是传承人与民俗文化之间的非正常互动,极易造成群体性文化沦为个人的有意识创作,但仍具有生活文化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