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戏剧思想初探

泰戈尔是印度近现代重要的戏剧家,既有丰富的戏剧创作,又有深刻的理论思考。他重视戏剧的“情味”和象征意蕴,提倡戏剧冲突的内向化与戏剧审美的和谐性,强调戏剧的表演特性,关注戏剧的舞台效果。这样的重“情味”、重表演的戏剧思想是对印度传统戏剧诗学的继承和发展。泰戈尔将东西方戏剧诗学熔为一炉而又实现了双重超越,是东方戏剧诗学现代转型的范例。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泰戈尔诗学和谐论

和谐是泰戈尔诗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体现了他的审美价值观.泰戈尔诗学和谐论不仅主张作家、文本、读者等文学内部各要素的和谐,而且推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等文学外部因素的和谐,其美学基础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样的诗学和谐论具有深厚的传统哲学基础和东方文化底蕴.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诗化特征

泰戈尔短篇小说独特的风格中最为鲜明的东西就是其中的诗化特征。本文全面阐述这一特征,并提出印度诗学中的“味论”加以说明。从而证明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不仅在语言和激情方面而且在创作准则和理论基础上都与诗歌攸切相关。     

论诗味的特征

以“味”论诗是我国传统诗学理论的主要方法之一。我国古代诗学理论对诗味的特征进行过可贵的探讨，提出过许多精辟的见解，“无理而妙”、“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无迹之迹诗始神” 等观点就是其中富有启发性的创见。     

梵语诗学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

梵语诗学是世界三大古代诗学流派之一,其六派理论具有当代运用价值。本文即以梵语诗学六派理论为工具,对土家族作家冉仲景创作的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从语言运用到情味神韵的表现进行分析,并对其诗歌表达中的合适性问题和“诗病”进行剖析。     

宋代理学与“活法”诗学——以“静观”为中心的考察

理学是两宋时期主流的社会文化思潮,它不仅重新规范、塑造了宋代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还深刻影响了士人的文学创作。宋代的理学家大都主静,以为这是涵养道德、读书学习最基本的工夫。理学静观的认知方式与“活法”诗学关系密切,它不仅能使哲人参透物理,见得道理,还是诗人获取艺术灵感及创作素材的源头活水。通过静穆的观照,诗人可以领略“胸中之活法”与“纸上之活法”,从而以活泼的心境去体验、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其发为歌咏、形诸篇什,无意之中就充满了情味理趣。杨万里的“诚斋体”诗歌即是宋代“活法”诗学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     

让语言多一点“理”味

“读好文章，如饮醇酒，其味无穷，久而弥笃。”诗人臧克家以生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语言要有“味”的道理。其实，这里的“味”不仅仅指“情味”和“趣味”，还应包括“理味”。所谓“理味”，即文章的语言言约而意丰、隽永而警辟，能洞悉社会、透视生活，具有一定的哲理内涵，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心智的开启。     

守住梦想——我的学术道路

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这里有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沟通,又有中国诗学和外国诗学的对话。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以抒情诗为本、推崇体验性的传统诗学观念,同时又在诗对客观世界的历史反省能力和形象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领悟性、整体性、简洁性的形态特征,同时又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在诗学发展上,中国现代诗学应当保持传统诗学的“通”中求“变”,同时又不拒绝在艺术的探险精神上向西方诗学有所借鉴。这是我一生的梦想。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以"味"论诗的美学意义

以“味”论诗是中国传统诗学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方法。它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抒情特质的形成、哲理情思的丰富、意境学说的产生和 完善都有着重要的美学意义。文章勾勒了以“味”论诗的嬗变轨迹，阐明了其美学意义，揭 橥了其美感成因。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中国现代诗学史的原初论题

中国现代诗学是诗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短暂而重要的阶段,学说观点复杂众多,初步形成了“人生与艺术”、“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洋”三组具有某种对应性的诗学理论(主题)范畴,而20世纪20年代前后关于“人生与艺术”问题的讨论和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第一话题。传统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将这一问题局限在“文学研究会”与前期“创造社”的争论中,其实这一论题有门户之见的宗派根源,更具有诗学意义的重要性和覆盖性,反映了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初级构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过程。     

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反对过度修辞、突出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对“说话”“声音”和“废话”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诗学传统，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根基。在语言哲学视域里，“说”是此在之显现，是人的在场，也是诗的本真状态；“声音”在西方语言传统中是本体的代名词，在中国气本诗文传统中则是“诗之源”;而“废话主义”的去价值、去功利、去语义等，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学转化。口语诗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作用，它在否定现代诗歌书写霸权等异化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原初的“感性革命”,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论《瀛奎律髓》对梅尧臣五律的评点

《瀛奎律髓》推崇梅尧臣五律 ,以为“宋代第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从“诗味”的角度进行探源 ,认为梅诗有“味”是方回所云“宋代第一”的根本原因 ;“诗韵”是方回评点梅诗之“味”的另一说法。诗律表达之“圆熟工巧”与“自然风韵”又蕴涵着“味”。此与方回的“盛唐”诗学观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瀛奎律髓》对五律和七律两种诗体的不同批评标准 ,由此管窥方回的唐宋诗学整体观及其诗学发展史观。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李德懋诗学观：言意论

李德懋诗学观：言意论德铭李德懋作为朝鲜李朝实学派的重要诗论家，他对诗论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诗学思想的基础上，较全面、完整地提出了有创意的“言意论”诗学观．李德懋“言意论”的理论渊源有两个：一个是以庄子为首的浪漫主义创作理论，这是...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论元人诗学观的特色

作为金、南宋之后的一个统一的朝代 ,元代的诗学思想显示出新的特色 :其一 ,主张吟咏性情 ,跟宋代大异其趣 ,现出复归唐音的色彩 ;其二 ,提出诗乐相合的观点 ,为兴起的“今乐府”寻得《诗经》以来的诗学传统 ;其三 ,以是否合乐作为标准 ,将诗歌分为“古诗”、“近体”两大类 ,较仅从格律上作区别更具理论色彩 ;其四 ,提出了“诗学”的观念 ,把诗歌作为一种“学”来探讨。由此四点可以得出结论 :元人的诗学思想较前人更显系统和深入。它既是对前此诗学思想的总结 ,同时又开创了诗学思想的新局面 ,为古代诗学思想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