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刘禹锡柳宗元与武元衡关系论略

永贞元年武元衡的左迁和元和十年刘禹锡、柳宗元的再度遭贬集中反映了刘柳与武元衡的矛盾斗争。其中既有不同政治思想的矛盾冲突,也有权力之争。刘柳有关诗作不仅表现了诗人对这一矛盾斗争的认识和态度,而且寓有对政敌的严厉谴责和批判,思想内容较为深广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鲁迅与夏目漱石关系考辨

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的钩沉和分析,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细排密查般的梳理。但是,由于关于鲁迅与夏目漱石的关系的资料不甚丰富,这给研究者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造成了困难,本文运用比较全面的史料,着重考辨了鲁迅与夏目漱石先后在东京西片町住过的一所住宅,进而分析了他们的艺术世界里呈现出的一些相似特性,最后从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文学意义上的关联。这也许能为鲁迅艺术世界的外国文化渊源提供一个新鲜参照。     

元稹与宦官关系再考辨

元稹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其政治品格历来受人非议,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元稹结交宦官崔潭峻、魏弘简以谋求权位等问题上。20世纪以来,有学者开始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异议。唐穆宗朝,裴度因与元稹政见相左,受人挑拨,污蔑元稹,结交宦官魏弘简。元稹与崔、魏的交往皆属政事上的正常交往,并未借助宦官谋求私利。长庆年间,李逢吉勾结宦官设计圈套一石二鸟陷害裴度和元稹。这就是所谓的元稹“结交宦官、政治变节”的历史真相。     

唐与吐谷浑关系中的质子及其影响

唐前期,吐谷浑几代国王都曾给唐送过质子,他们得到唐的支持,回国后取得王位,无一例外地都和唐保持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成为亲唐派力量的代表.应该说质子在唐与吐谷浑的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1925至1936年间蒋介石与黄郛关系研究

黄郛早年系“同盟会”成员,后留学日本结识蒋介石,并与其结为盟兄弟,关系非比寻常。20世纪2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的蒋介石曾多次邀请黄郛担任政府职务以作襄助,但黄郛始终游离于政府边缘。然而,是否具有政府官员的正式身份,并不减弱黄郛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咨政”的作用。蒋、黄之间的关系却在“请”、“辞”互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维系。黄郛是蒋政治棋局中一颗关键的“棋子”,更是对日妥协外交中的同盟。     

《唐诗选》及其关系书研究述评

明代旧题李攀龙《唐诗选》及相关书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广泛的传播,版本众多,中日学者围绕《唐诗选》所展开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涉及到版本辨伪,重版类版．影响研究等多个方面。研究向前推进的同时也看到无论是文献的收集整理还是在此基础上的文学思想研究．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唐孝敬皇帝之死与印度顺世论的关系——唐初朝廷向印度寻求长生不死之药史迹考

武则天的两个亲生儿子李贤、李弘之死是唐初历史上的重要疑案,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有着不同的记载,近人也有不同的意见;关于李贤之死,郭沫若同志和袁震同志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们的争议是很有意义的。本文拟对李弘之死,特别是此事与印度卢伽逸多(顺世论)的关系作一简略的论述。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分析

储蓄率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影响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变量,大量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是储蓄率的Granger原因,但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因此,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

金朝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赵翼认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此说不确.金朝自熙宗至金末,宰相对军事的参与是一直存在的.金朝后期,枢密院独立性明显增强,但未脱离尚书省节制.天兴元年(1232),省院合一,枢密院取消,是金朝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关系的最终结局.     

1949年以来北京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析——以1949-2004年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为例

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历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演进.文章利用文献资料,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制订的四轮城市总体规划为线索,分析了历次总体规划制订的背景、过程和主要内容以及总体规划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发展历程,透视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制度变迁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揭示了决策者对城市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转变和深化.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演进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制度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在思考今后城市规划的转型时也不能忽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所构成的隐形基础.本文有助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的本质性特点,并希望对今后中国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的转型提供参考.     

“伊斯兰秩序”与“华夷秩序”——唐时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的地区秩序关系分析

阿拔斯王朝与唐王朝具有一些共同的结构特点.首先,它们领土辽阔,民族、语言、文化众多,但帝国仍能保持控制;第二,经济上具有互补性;第三,均属于拥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普世帝国,致力于建立普世秩序;第四,奉行不同的领土战略,构建了各自的国际体系.在双方关系上的特点,首先是军事和政治上从争夺中亚演变为和平共处与合作;第二,畅通的丝路有助于两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第三,文化交流在两大帝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