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论唐代文人禅诗莲意象的美学特色

莲作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意象,随着佛教东传,莲的宗教意蕴产生了。禅宗诞生之后,莲亦沾染上禅宗的色彩。饱受禅佛思想沾溉的唐代文人,在禅宗独特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借助诗性智慧,使莲参与审美创造,最终形成了莲象征净洁无染的本心、建构诗意栖居的乐土、疏淡自然诗境的因子等美学特色。其中疏淡自然的诗境是净洁无染的本心和诗意栖居乐土的升华,三者之间是一种层递的关系。唐代文人在对莲的审美观照中将禅思与诗情融为一体,发展和丰富了莲意象的内蕴,为唐诗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论陆游爱国诗词中的“梦”意象——兼论宋代文人心态

陆游爱国诗词中出现大量的“梦”，这与南宋的时代背景、传统文化以及统治阶级推行的宗教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是陆游爱国情怀的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可以说，“梦”意象既形象地表达了陆游的心志——既有抗金救国的豪情壮志，也有壮志难酬的哀怨悲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含蓄地映射了宋代的文人心态——在积极进取与消极潜退之间游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徘徊。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论宋代贬谪文人的海南词

两宋被贬海南的文人多为党争失败者。其中留下词作的有苏轼、李光、赵鼎、胡铨等人。他们的海南词反映了不同的心态,体现出不同的贬谪文学模式:苏轼的海南词摆脱了穷苦悲愁的窠臼,突破了古代的贬谪文学模式;赵鼎的海南词偏离苏轼模式,承袭秦观的悲苦哀怨;李光、胡铨的海南词则继承、发展了苏轼模式,其乐生精神较之东坡更强,理学意味更重。     

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批评史上一次创造双赢的沟通

禅与诗,一属宗教,一属文学,本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旨趣也各有所归。然而禅与诗又不无相通之处,二者一经相碰,便擦撞出了不了之缘:由以禅入诗、以禅喻诗到妙悟之说等,的确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史上一次双赢的沟通。     

论诗如论禅——严羽"以禅喻诗"方法论辨析

“以禅喻诗”是严羽最重要的论诗方法,引起了数百年的争论。这一方法抉择,是宋末诗学理论话语缺乏更新机制的必然选择,是时人诗禅相喻的时代风尚所造就,也是严羽自负才力,深切体会唐宋诗风的差异,志在宗唐抑宋、定诗宗旨的慧心独具所引致。     

矛盾与自释中的一代文人——韩愈散文评析

韩愈作为唐代开风气之先的儒学宗师,面对中唐时期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仕途上屡次受挫,进退两难;然而,他始终保持较为平稳的心态,敢于直面苦痛以自我激励.通过对韩愈部分散文的评析,阐述韩愈在仕途上进退两难的矛盾处境以及他作为一个文人自我释怀的人生艺术.     

论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山水文化发展的贡献

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的山水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通过写诗著文,撰述志书、笔记,歌咏、记录桂林山水风光;或者修筑人文景观,崖壁题刻等文化活动,赋予桂林山水深厚的人文内涵,并进一步发现其地位和价值,为之赢来“甲天下”的盛名。     

同样的渔父,别样的情怀——从宋代渔父词探究宋代文人的心态

渔父词是宋代文学重要的创作领地,但在两宋300多年的进程中,因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创作者经历等方面的不同,渔父词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本文通过分析苏轼、朱敦儒、陆游、张炎为代表的四个不同时期的渔父词作,揭示在同样的渔父身上所隐含的宋代文人的不同心态。     

论苏轼的旷达与宋代文人的理性人生态度

苏轼以旷达见称于世 ,这种性格的形成固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但最直接的原因有三个方面 :即时代贤哲的人格榜样效应的影响 ,对新旧党争错综复杂形势的独立思考、独立不惧 ,与苏轼理性精神形成的关系 ;宋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整合与苏轼出入沉潜于三教 ,理性思考人生价值及其意义对其旷达性格形成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渊源于时代理性精神的浸润和对传统思想的超越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论唐代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

《法华经》是一部极具文学色彩的佛禅经典.唐代文人对《法华经》进行创造性的接收,具体表现在禅诗中大量援引《法华经》意象,在禅学思想的浸润下,最终形成衣珠、髻珠象征本心;穷子、火宅象征本心的迷失;化城、三车象征本心升华的禅韵与诗情交相辉映,对唐诗丰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产生积极影响.     

宋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以北宋两次白兔唱和诗为例

嘉祐元年秋与二年春,欧阳修、梅尧臣、苏洵、王安石、刘敞、刘艘、韩维、裴煜、王珪等人,为一只白兔竟举行了前后两次唱和活动.现存的十五首白兔诗,不仅涉及具体白兔在历史上的珍稀程度、在传统上具体的文化意义,而且表达着唱和者们的性情与当时的心境.欧阳修在两次唱和中所表现出的超越文化传统束缚的愿望与努力,代表了宋调初创时期诗人的一种诗歌创作理想.通过对这些唱和诗的具体考察,可以更深入了解唱和诗的深层语境与创变诗思.     

宋代建筑诗与宋世风俗论——以苏轼咏亭诗为中心

建筑诗指以建筑艺术为题材和媒介的诗歌,是宋诗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诗歌领域,可分为皇家官府、寺庙殿堂、宅居陵墓及园林建筑等类别,而又以园林建筑诗最为兴盛。亭作为一种融通自然与心灵的建筑空间,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心中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宋代建筑诗包含了士林风尚和民间习俗等诸多层面。     

由社会主体到自然主体——论宋代文人投身自然的几种表现形式

宋代文人投身自然 ,实质上是一种由社会主体向自然主体的角色转换 ,这种角色转换表现为 4个层面 :在行为上诗酒山林、随遇皆乐 ;在心理上“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在思想上“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在感情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四个层面归结到一点 ,则是抒写山水 ,营造“心灵屋宇”。文人们在这些“心灵屋宇”中流泄的是真挚的情感 ,人生的顿悟和孤芳自赏的高洁品格     

“经论传缁侣，文章遍墨卿” ——论灵一诗僧在唐代诗禅文学史上的禅地位及创作

诗僧灵一是一名天才的诗僧,其方外诗友广泛,他十分重视诗歌创作,在中晚唐诗禅文学史上具有振派澄源的历史地位和孤韵幽逸的诗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