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论宋代士人心态及其表现

宋代士人具有圆融通脱的心态，并使宋代文学在唐代文学之后，另开一方天地。这种心态的成因大致有二：文人心理的历史传承与增变；禅佛思想的摄入。     

黄庭坚咏茶诗的禅学意蕴

茶与宋代文人生活密切相关,被赋予人文意味而成为宋人诗作中的书写主题。黄庭坚咏茶诗,于日常生活中体味禅智理趣,借禅学语汇呈现品茶体验和工夫境界。其咏茶诗创作借鉴禅宗机锋棒喝、截断众流的授教特点,具体体现在语言文字层的使事用典、意识形态层的理性体悟和实践行动层的心性修养等方面。以茶文化为媒介解析黄庭坚深厚的禅学修养,有助于对宋代茶禅一味的历史内蕴探赜索隐,进一步把握文人的禅悦倾向对宋诗风貌的影响。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水中自在行--宋诗中禅的理趣

有宋数百年间,理学独尊天下,禅风如火如荼,宋代文人,释也罢,儒也好,或身居庙堂之高,或浪迹江湖之远,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说理,尚议论,并以"悟"为入理、入道的途径,在形式上不主故常,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诗亦偈,诗亦文,重理而以意胜的宋诗,无处不洋溢着禅的理趣.     

悟道与意境的审美生成

悟道（道之审美）是意境审美生成的最高层次和最后环节。悟道实现了传统艺境在审美体验上的本体统一。儒、道、禅三家艺境虽然以不同审美言说方式显露其“色相”，却都是在体道、悟道中敞亮其艺境创构的本真归趣的。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禅宗心性论要旨及其在唐代文人禅诗中的表现

文人禅诗具有宗教(禅)和文学(诗)二重性,是文人在创作中融入禅悟思维,以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感悟为基础而形诸诗作,浸透着浓郁、强烈的禅学意蕴,具有一定的禅机、禅趣和禅意,渗透着淳淳禅韵和禅味。通过对禅宗心性论要旨的论析,可以发现:心在文人禅诗中主要体现出禅心、尘心和猿心三种内型,并且与文人形成互动,最终对唐诗创作手法、内容和意蕴的发展起到补充作用。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始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文人结社和佛教(主要是禅宗)分派是"江西诗派"缘起的两个重要因素。诗派以"江西"命名,此"江西"二字揭示了宋代江南西路文化对诗歌流派的深刻影响。"江西诗派"的产生促使了诗禅合流,而江西诗人群体以"诗社"为集中活动形式,对诗学进行研讨,又促进了诗之体用的转变。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刍议

宋代文人与宋代女乐关系密切，对宋代女乐舞蹈起到了促进作用，宋代文人与宋人女乐关系内质是“才子佳人”。     

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

上梁文是一种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宋代是上梁文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文人发挥了赋体"铺陈"、"夸饰"的修辞手法,使得宋代上梁文成为文人构建政治、文化以及个人生活之理想国的性情文章。而由此折射出宋代文人的淑世精神和淡泊情怀,也集中地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对宋代文人的深远影响。     

宋代书斋家具的风格特征研究——以《十八学士图》为例

宋代是一个充满文人气息的朝代,其以具有格调、宁静恬适且醇厚朴实的书斋生活尽显文人风雅,并以文人的志趣和审美思想影响着当时书斋家具设计的风格及陈设布局,是家具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并为书斋家具的演变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以《十八学士图》中的家具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桌案、椅凳以及床榻入手对宋代书斋空间中的家具设计、陈设及其装饰性、实用性等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以期为宋代书斋家具的样式发展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映湖禅师的禅诗

映湖禅师的禅事诗最突出的是吟咏庵寺的诗。将俗语作为禅语引进来,象征性地表现禅的事实,使其禅诗更显得名副其实。由于映湖禅师本人就是以禅僧的身份写诗,它所追求的诗和禅没有区别,在与自然合而为一的不二世界,沉浸在具有修禅三昧的思无邪的诗境,展示了通过悟道实现自我塑造,以及面向众生的菩萨行格律,作为禅修行的结果吟咏的禅理诗,构成了映湖禅师所作禅诗的又一个特征。可以确认,映湖禅师的禅诗就是禅定的诗趣,处于诗禅一如的境地。     

走向圆融：“以禅喻诗”的演进历程

作为古代重要诗学范畴之一的"以禅喻诗",它所走的是一条批评家的诗禅体验交融之路,历经了佛自佛,诗自诗,诗禅之间终有一层隔阂的初涉期;"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仅见其形质"的交融期及游刃有余地出入禅学和诗学维度的圆融期三个阶段,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的一种重要的批评模式。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

宋代文人的馆阁情结主要表现在:未入馆文人的艳羡与追逐,入馆文人的自信与自得,离馆文人的思念与追忆,馆职文人对馆阁职名的推崇与维护。宋代崇文崇儒的基本国策是宋人馆阁情结的社会基础;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之所、文化沙龙的强大功能以及与馆阁功能相伴而生的恩宠待遇,是宋人馆阁情结的实质缘由;宋代文人的结盟意识,对精英集团的渴望则是宋人馆阁情结的需要心理。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开拓禅诗研究的新境界──评吴言生教授的“禅学三书”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于禅学、禅诗的研究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禅学、禅诗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地丰富，成绩显著。在面对这令人欣慰的局面和可喜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未免感到遗憾，因为在禅学、禅诗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有一些空白亟待填补，还有一些涉足尚浅的领域亟待开发。仅就禅诗的研究而言，现有的禅诗研究大多集中于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以及禅宗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影响等方面，而对禅宗诗歌本身的研究，以及站在禅本义的立场上对禅诗的研究尚属少见；在对文人禅诗的研究中往往注重于禅诗的一般性…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