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音系之比较研究(一)

土族<格萨尔>主要流传在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土族聚居地.它是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在说唱时用藏语咏唱其韵文部分,但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语音等诸多方面的变异,较之于藏语安多方言也多有差异,因此,在对土族<格萨尔>中的土族语和藏语进行国际音标记音的基础上,归纳和整理出了两种语言的语音音位系统,并进行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与扬雄《方言》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方言研究的兴起与方言学的建立、<方言>的作者与成书背景、<方言>的内容与体例、<方言>的哪贡献和影响等问题,指出扬雄的<方言>对中国古代方言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方言学的正式建立,因而它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试论《格萨尔》史诗的六大特征

较藏族其他民间文学作品而言,<格萨尔>最显著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歌诗的、情节的和氏族部落的内容结构,以及曲调的、古谚语的和措辞的语言形式.其中<格萨尔>的氏族部落和古谚语,均为首次提出.     

《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

<保卫盐海>主要描写姜国与岭国为争夺盐海而发生的战争,是<格萨尔王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姜"为Vjāng的译音,"姜国"即Vjāng-yui.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新旧<唐书>、<云南志>的记载,吐蕃与南诏间的战争应是<保卫盐海>依托的历史背景,姜国萨丹王应是南诏王的艺术形象,明代木氏土司不可能是史诗中描写的萨丹王.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建立与许慎《说文解字》的地位和影响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兴起与文字学的建立、<说文解鬃<说文解字>的贡献和影响等问题,指出许慎<说文解字>对中国古代文字学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字学的正式建立,因而它在中国古代语言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李渔评点的价值浅探——从与毛批的差异谈起

<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是<三国演义>一个重要版本,其评语多抄自毛纶毛宗岗评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的评语(称"毛批"),所以学术界对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笔者在研读许多异于毛批的"李渔评语"[1]之后认为它在创作思想、人物形象、表现手法、读者接受心理等方面见解独到、定位准确,自有高于毛批之处,对文学批评史有一定的贡献,应该肯定.     

试论中国古代的《论语》学

<论语>学是研究<论语>的专门学问.它在中国古代共经历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期,期间,<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及对<论语>的注解几乎同步进行,<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诞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大增,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论语集解>和<论语义疏>,这两本书也代表了当时的两种新的注解体例.第三个时期是衰落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锐减.第四个时期是复盛期,这一时期注解<论语>的专著数量激增.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论语注疏>和<论语集注>,注解方式也趋向义理化.第五个时期是总结期,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     

1998～2003年《马氏文通》研究综述

1998年是<马氏文通>发表100周年,5年来共有140余篇文章就<马氏文通>的历史贡献、<马氏文通>的语言观和语法思想、<马氏文通>的词类研究、<马氏文通>的句法理论、<马氏文通>的研究方法、<马氏文通>的作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     

《孙子略解》的特点及其影响

曹操所著<孙子略解>是现存<孙子兵法>的最早注释本,也是传世<孙子兵法>的最早定本,对<孙子兵法>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本文即对<孙子略解>的特点及其在<孙子兵法>传播过程中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曹注简明质切,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学说,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对后代<孙子兵法>注家及<孙子兵法>版本的流传均有重大影响.     

荷马史诗文本翻译的当代诠释

荷马史诗是西方翻译史上除了《圣经》以外,在所有文学作品中翻译最多最频繁的作品,通过拉丁文献和翻译文本得以传遍世界。文章对荷马史诗中西翻译史作一综合性比较研究,旨在探索其在文本化之后翻译所呈现的特点,以期突出荷马史诗翻译在世界翻译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口传史诗翻译的启迪意义。     

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口传史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传不息的化现象,中国在史诗的记录和出版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诗研究也正在进入由资料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就是基于民族史诗传统,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对民族史诗《江格尔》（歌手冉皮勒）演唱的“程式句法”研究的成果。     

《卡勒瓦拉》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基石。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从多角度入手,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芬兰《卡勒瓦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     

中国史诗的多元传统与史诗研究的多重维度

对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来说,史诗无疑是一个重要文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通行着非常狭隘的史诗观念,这种观念是以古希腊史诗为范例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是史诗、什么不是史诗.中国史诗体量巨大、类型多样,至少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我们要根据多元的史诗传统,树立多重选择的研究视域,为世界史诗研究提供新的范例.     

《江格尔》与《荷马史诗》宇宙结构观比较

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在宇宙结构的描绘上,表现出相似的观念。在两部史诗的世界里,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三界之间相互关联。上界景况模糊又善恶并存,下界场景清晰可以接近;英雄人物可往返于中界和下界。宇宙结构观的相似性启示我们思考史诗时代东西方民族在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上的相似之处及其影响。     

《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及意义

金巴扎木苏演唱的《圣主格斯尔可汗》是《格斯尔》史诗文本历程中的新近的说唱文本,也是当今世界上韵体史诗中内容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文本之最。她的问世不仅成为研究说唱文本的典范,也能充分阐释歌手创编技巧的有力之作。在当代语境中,史诗《圣主格斯尔可汗》文本内容的增量、创编的法则、高度程式化的语言和内容形式的互文性都成为史诗学界关注的焦点。《圣主格斯尔可汗》既是新的文本也是史诗传统文本。对该文本意义的论述,必将大力推进《格斯尔》史诗传统的各项研究。     

童音与苍狼——从政治学视角解读史诗《江格尔》

作为一部恢宏博大的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世界上少有的活态史诗之一，它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研究意义。洪古尔是《江格尔》中最光彩夺目的英雄，具有超强的战斗技能和英勇无匹的气概，他对江格尔可汗忠心耿耿的赤诚之外也有“不赤诚”的表现，是一个有情有义、可爱可敬的“童音与苍狼式”的英雄。     

《密洛陀》:一个民族古老之歌

中国瑶族布努支系主要聚居于广西的都安、大化及巴马三个县份境内 ,依山而存 ,文化独特 ,其创世古歌《密洛陀》是此支系独特文化的载体 :有对女神崇拜、图腾信仰、宇宙万物观、众多的大神、工神、民族的迁徙等等 ,构成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长河 ,是一支悠长的、古老的歌 ,从中可窥视布努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陪都小说的史诗双重建构

陪都小说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生活的全面书写,以战争史诗与生活史诗的双重小说建构达到了现代史诗的中国高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发展。     

中古咏史诗的艺术表现

中古时期的咏史诗艺术表现情理结合,创作成就远超前代。中古诗人借史咏怀,寄托理想,殷鉴兴废。咏史诗熔述史、达识、抒情为一炉,与诗人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在文学自觉的大背景下,“诗缘情而绮靡”的创作主张,促使咏史诗在艺术表现上力求丰富。中古咏史诗在这一点上正是做到了叙事与抒情各有侧重,深邃的历史感与深刻的现实性相结合,理与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