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再认识

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一生关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被认为是"政治问题",他因不能坐视现实而"舍佛入儒",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并以"建国"为宗旨。根据对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现代中国政治困境的把握,他对自己认同的道路非常自信,这使他一度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重新理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将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比较,认识其特点与局限,对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仍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浅析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的探讨和中国问题的解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这两本书是梁漱溟先生论述其文化观以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分别从哲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论述了三种不同文化产生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文中笔者尝试通过分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两本书中论述中西印文化之间区别的不同方式,从而对其文化观的形成和展开加以理解和分析。     

直觉、理性、生命本性——论梁漱溟道德根本论的理论建构与思想特色

梁漱溟由西学、佛学回归儒学,将道德"根本"归之于"直觉""理性"或"生命本性",其目的也在于肯定维系我们民族生存繁衍的儒家文化传统。在梁漱溟看来,儒家学说既以"仁"言人,又以"仁"言"人心";肯定"仁"为人所固有。而这种人所固有之"仁",正是人在生活中道德行为的"根本":"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懈失而已,非有他也。"因此,他认定,儒家以"仁"言人,以"仁"言"人心",实早已揭示了道德的"根本"与"源泉";儒家所主张的"求仁之学",本质上即是"实践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人们思考人的道德根性问题,其要也只在"自识其本心"或说"识仁"。     

"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不是在反对民主与科学,而是集中在如何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之精神。他的基本方法是"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同时对西方的人生态度进行"根本改过"。其独特之处在于既积极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又积极肯认儒家伦理人生在现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文化调和主义的立场又使得梁漱溟在理论上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     

意识、事实与宪政:梁漱溟宪政态度的转变、原因及启示

梁漱溟对待中国宪政的态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从"梦想立宪",即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救急仙方"到"不附合、不参加、另探索",再到积极参与宪法的制定、修改,敢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再三强调宪政限制王权的作用。梁漱溟宪政态度第一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转向"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第二次转变的原因,是"由意识到事实,最后形成宪政"与"由意识到宪政,最后形成事实"的结合。梁漱溟宪政态度转变及原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宪政的启示是:对宪政内涵有新认识;认识到宪政是"治国之策"而"非强国之策";高度重视宪政建基的"事实";掌握宪政建设的路径。     

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著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漱溟折中主义文化观的成因及价值

梁漱溟之所以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构筑了一个折中主义文化观体系。其原因是:首先,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折中主义思想的影响;其次,则是受其绝对整体主义文化观和主观文化论的影响;再次,是因为梁漱溟不能正确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辨证关系。通过对梁漱溟的个案研究,通过对其文化理论的得失的考察,可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学理上的参考。而梁漱溟早期文化观本身有关内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纪念熊十力先生

熊十力与梁漱溟都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 ,他们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谊始于1919年暑假。熊十力求学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和讲学于北京大学 ,均出于梁漱溟的热情推荐。熊十力才气横溢 ,思想不因袭旧说 ,梁漱溟既曾为之深深叹服 ,又多有心不谓然者而予以批评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高等教育本质上属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上层建筑范畴。近现代高等教育以工业化为导向,以培养"产业型"人才为目标。它在履行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失衡、以实用主义尤其是经济功用为学术取向等弊病。生态文明作为超越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其到来需要高等教育形态的转型相匹配。其人才取向为"生态型",包括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敬畏生命和灵魂、把握自主性和合作之道,等等。与之相应的新型教育形态雏形,有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改革,北京林业大学翱翔支农与实践社的"校园农耕"经验,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乡村情景分享"经验,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经验等,应完善这样的制度探索并推广之。     

直觉、理性、人心: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解读的三阶段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解读经历了直觉、理性、人心三个阶段,他的直觉说有两层含义,一为认识的直观,二为本能的良知良能,随着认识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用"直觉"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妥,遂而提出了"理性"与"人心"的概念,而且梁漱溟对"理性"和"人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通过对"直觉"、"理性"和"人心"(梁漱溟在不同时期对文化的解读核心用语)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解读的得与失。尤为重要的是,梁漱溟对"良知良能"的来源试图结合现代的生物科学予以新的解答,这是对"人心"或曰"良知良能"的终极性思考。     

论梁漱溟对西方政治概念的解读

理性、自由、平等等西方政治概念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这并不构成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接受它们的直接理由。因而,用可被理解的方式将它们表述出来,让中国人能够认可便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梁漱溟以文化言说政治,给出了独辟蹊径的诠释：籍佛家唯识理论辨析理智与理性;以儒家伦理思想解释平等与自由。梁氏将佛学、儒学及西学知识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解读西方政治概念的主要特色。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以探寻儒家传统的复兴之路。他对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内在本质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与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     

梁漱溟早期乡村教育实践研究

梁漱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对当时的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的改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以后的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的发展也有很大启示。曹州办学是梁漱溟经历的一次早期教育实践活动,对他的乡村教育理论的形成以及他最后走上乡村教育的实践道路都有重要影响。文章主要通过梳理、分析梁漱溟曹州办学的起因、宗旨和失败的原因,揭示梁漱溟从事乡村教育的思想动因及其转变过程,从中也可以反映出梁漱溟独特的教育追求和价值情怀。      

站在理智的对岸——梁漱溟直觉概念考察

梁漱溟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提出了直觉概念,主张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就是直觉与知性的对立,知性思维、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是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根源,因此需要直觉来救治.出于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他把直觉搁置在理智的对立面,彼此隔绝.与其说梁漱溟提出直觉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偏执,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郑大华先生的梁漱溟研究

郑大华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是对梁漱溟研究公认的大家。他对梁漱溟思想属性的辨析、学术贡献的评判、文化观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理性认知,拓展了对梁漱溟研究的学术视阈。在此意义上讲,对梁漱溟的研究是解读郑大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     

孔子人生哲学与乡村建设--梁漱溟对儒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

儒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无数思想家不停地追问的一个问题.梁漱溟一方面从孔子的人生哲学来肯定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又把孔子的人生哲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上,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从而为儒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方案.梁漱溟独特的致思方向无疑为未来儒学的发展指示了一个努力方向,它在现代新儒学史上将占有独立的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农村问题和农民教育的问题依然是影响并决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兴起的乡村教育运动是进行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一次可贵的探索,是把中国农村融入现代化轨道的一次伟大的尝试.黄炎培、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是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从事乡村教育的目的、手段、理念及思想认识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其经验和教训为今天从事乡村教育改革的人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