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驻外使节与西学东渐

近代中西之间的剧烈碰撞中,古老中国的门户被迫打开。自1875年,清政府首次有了驻外使节,把自己的些微触角试探性地伸出了国门。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行列中的一个突出群体,早期驻外使节们(1875--1895年间)的活动远远超出了外交范畴,与晚清国内的社会变革遥相呼应。特殊的地位与环境造就了他们特殊的见解,从而在国内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逐步受到晚清政府的重视。其间,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华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护侨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利益,在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创立

1875年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由此开创了近代中国在外洋设立常驻使节的先河。清政府相应建立起一整套驻外使节制度,既保留了自身传统观念的痕迹,也试图去与国际法则相吻合。不可否认,这一制度的创立是天朝上国思想观念进一步瓦解的标志,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早期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

一位美国作家曾说:“外交是最出人头地的职业.”①可是在中国近代早期却远非如此.一位清朝官员董恂说它是“谤薮”②.董恂做过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大臣,他的话可以说是苦涩的经验之谈.从中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艰难.互派常驻使节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是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产物.这个制度起源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第一个有记录可查的常设使团是1455年米兰公爵斯福沙(Francesco Sforza)在热那亚设立的.③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定以后,欧洲各国普遍互相派遣了驻外使节.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本     

霓裳 才媛 阶层——晚清出使日记中的西方女性(1866—189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从形式上接受了近代西方外交模式,向"有约各国"派遣常驻使节。这些驻外外交人员写下了大量内容丰富的日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英、法、德、俄、美等国妇女的记述,包括其衣装时尚、文化素养、能力见识、阶层差异等,充满性别、阶层、中西、新旧等多种元素的交汇与碰撞。从1866—1895年的出使日记可以看出,清朝早期驻外外交官大多以"述奇"作为书写的基本出发点,因而关于西方女性的记述和认识不免局限于表象,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并且,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他们时常流露出中国礼法原则的强烈优越感,用其所熟悉的以礼法和女德为内核的儒家性别伦理,形塑西方妇女,进行价值评判。     

论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的调适

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认同的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廷一方面是在欧洲列国的要求下,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另一方面向欧美诸国派遣常驻使节,也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开始走向近代化。     

古代来华使节考论

自两汉以降,古代来华的各国使节不断,数目众多,在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巅峰期。各国来华使节的疏密情况,与中华帝国的盛衰状况、中华帝国对外经略的重心、以及遣使来华各国的社会发展需求,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来华使节一般都肩负着多重的综合使命,如政治上建立、维系及增强双方的友好、亲善关系;经济上增强贸易联系、互通有无;文化上则是吸收、学习高度发展的古代中华文明,等等。古代各国来华的使节,在中国一般都受到极为友好和优厚的待遇。他们既是中外文明交汇的桥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不畏艰辛,万里来华;他们赠送来与流播去文明成果;他们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付出了可贵劳动。     

驻外使领与洋务运动

清末驻外使领作为较早迈出国门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洋务运动恰好是晚清近代化进程的开始,是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运动。驻外使领由于身在中西文明交汇的最前沿,他们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这一群体必定要为国内的洋务运动提供经验与建议,历史证明洋务运动也确实不能缺少这一特殊群体所发挥的作用。     

近代驻外使节的法文化观——以张荫桓《三洲日记》为视角

清臣张荫桓的事迹虽不广为人知,但他作为清季外交的实践者与戊戌变法的幕后人物,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张氏驻外期间所撰《三洲日记》,其中种种"中眼观西"的见闻与体会深刻反映出他身处西方法律文化氛围,而心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熏陶的自我心态与认知匮乏。《三洲日记》中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认知与比较是中西法律文化冲突在国人,特若近代驻外使节身上的浓缩和体现,其所蕴含的法律文化观亦为近代中国法律转型之彰显。     

晚清驻外使领与维新运动

驻外使领作为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不仅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维新运动期间,驻外使领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与运动发生过直接关系。他们或主动上奏朝廷,呼吁变法;或参与新政,执行光绪皇帝的谕旨;或组织学会,创办报刊,撰写文章,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或翻译西书西报,传播新知识,新文化。他们的变法活动和思想主张,不仅对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

关于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以往论者关注的重点,多集中在理论、方法、观念或学术成就的总结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酝酿于清末,几经曲折,至20世纪20年代,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组织等方面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它的运作,对以后直至当代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体制,就其基本框架而言,显然仿自西方近代的学术运行模式,其间虽也有人注意到对某些传统制度的借鉴问题(如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兼采旧书院制度等),但总的来说,效果不著.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对西方制度的引入实际上又是残缺不全的,最明显的是没有建立起自己较为稳定和独立运作的社会性学术基金资助体系(当时较为规范的这类机构,其资金来源多半与国外有关),以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学术研究事业的持久正常开展.     

非英语专业学生两年大学英语学习实效研究

通过对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的问卷调查,笔者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对自己现有英语水平的评价和满意度都很低;大部分学生通过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都有所收获,但是这些收获没有达到他们的心理预期;具体的原因有大学英语学习的特殊性、学生目标定位不科学、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很强,融入型动机较工具型动机而言影响更大、更积极;学生持有较为积极和准确的观念;其强烈的动机和积极的观念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行动或策略;学生们在英语学习方面的努力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而且希望改变这一状态。     

历史隐喻中的生命探求——生死之议与明遗民的生存抉择

在清初明遗民这一特殊群体中，“生”与“死”成为他们的核心话题之一。面对异族的新政权，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生命压力：在“出”与“隐”的抉择面前，如何才能做到“不苟活”，显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于是，一方面要以桀骜的姿态守护他们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气节，另一方面又要不忘世事，积极实现他们的经世理想，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明遗民以其特有的思路探寻着牛的意义。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从《世说新语》看东晋琅邪王氏文人心态

作为东晋最显赫的士家大族,琅邪王氏培养出了大批多才多艺的文人,他们对名利"重"而不"嗜";在对生命的深刻体认中透出一种深沉的悲哀,进而求自全、自适,但是家族的文化传统又促使他们兼带"经世"精神;在审美情趣上,崇尚幽雅和率真,这些共同构成了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刀与菊:禁忌与膜拜--浅析《聊斋》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建构了一个奇妙虚幻的女性世界.然而,浮现在这个女儿国中的,不仅有天使,还有魔鬼;不仅有善良美丽的菊花仙子,还有泼辣淫荡的悍妇妖女.但不论是刀还是菊,不论是禁忌还是膜拜,实际上都只是作者的男权意识在女性群体中的一种投射.     

语法学的发展与趋向: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

Newmeyer(2003)之观点,认为语言之使用不是改变语言结构之动因,对形式语法学者而言,极具代表性。就其中主要论证作进一步的探究,发现所举事实无法证明其论点。不过,语言之使用固然无法作为语言基本结构形成之动因,却随时都有可能对语言结构作适度之修正。目前语法学上两大思潮“功能主义”及“形式主义”之间的关系。功能与形式不但不应该对立,而且在实际上应该互补短长、相辅相成才是。     

市场经济条件下县级市政府职能的转变

由于我国的县级市多从撤县设市而来 ,因袭了较多的传统的县政府管理职能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政府职能还有较大差距。县级市政府应以顺应公共服务为取向 ,积极转变自身职能 ,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简论瞿秋白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瞿秋白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认为,农民阶级人数众多,受压迫重,革命性最强,但它并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组建工农联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悲剧人生的喜剧审美－论六朝士人的生命自救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魏晋人士不得不以痴狂的面目对抗现实,他们或静观人生,或玩笑人生,或表演自我,而在骨髓中却是一群真正的思考者,是一群严肃对待信仰的人,又是历史上第一批争取思想自由与个性独立的"反叛者".他们推崇艺术的形而上学,赋于人生以一种审美价值,由此而超脱自身,玩味自身,以喜剧的态度面对悲剧的人生,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实现自我,从而达到生命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