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早期儒家禅让学说的反思与重构

早期儒家禅让学说以传贤反对传子,固然有其反对世袭的意义,不过自身也有诸多理论困难。孟子通过对政治权力授权逻辑的反思,指出天子能够以天下与人这一早期儒家禅让学说的理论前提违背了基本的政治授权逻辑,从而重构出天子荐人于天、天与之、民与之这样综合三者的天子权位授予主体。其中,天是虚悬的至高主体,民是实质的授权主体。由此孟子构想了摄政、三年之丧、避让、民众讴歌等天子权位授予程序,重新解释了尧舜相继为王的正当性。孟子的重构,仍然继承了早期儒家禅让学说中尊贤尚德的精神,并通过精心的程序设计,肯定除了代表天意的民意广泛认同以外,任何个体的权、位授予或自主宣告都不具有正当性。     

五帝时代的城址与中原早期文明

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大体上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代。考古发现的郑州西山、濮阳高村、襄汾陶寺、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和登封王城岗诸城址,均属五帝时代的古城,从其功能、性质考察,当时社会已经进入中原早期文明时代。     

上古禅让的政治逻辑：从德与功视角的透视

在《尚书》中,“德”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虽一再被确认,但实际上“功”才是核心要素。面对族群生存的现实,上古政治人物需凭借功绩确立政治权威,通过积累功勋巩固自身地位,也由于功的此消彼长,君臣彼此制衡,权力处于动态平衡中。在此格局中,权力的传递,禅让的实现,更多的是博弈、妥协、政治理性的结果。随着文明的发展,功的重要性虽不曾改变,但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反思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德在政治中的话语力量渐趋增强。最终,经由儒家传承和升华,崇德重德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种稳定气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影响。     

礼让与禅让——论周代“让”的社会观念变迁

西周春秋时期讲究“礼让” ,贵族间多温文尔雅相互谦让 ,孔子也就主张“礼让”为国。可见“礼让”是其社会风气的典型反映之一。战国时期虽然礼让之风消失 ,但是在尚贤思潮影响下 ,“禅让”之说却一度兴盛 ,禅让成为一项重要的美德懿行 ,甚至还出现了燕王哙让位于子之的事情 ,然而禅让之说毕竟与君主专制制度不相容 ,所以随着燕国禅让之事的失败 ,禅让理论也就顿失风光。周代“让”的社会观念的变迁 ,集中表现于从西周春秋时期的礼让到战国时期禅让理论的兴衰变化。社会观念的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由贵族政治向君主集权政治的过渡     

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及其特点

黄帝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始祖"、"人文始祖".黄帝时代所开创的业绩几乎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黄帝时代的中原地区在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物理学、地学、医药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创造发明.黄帝时代的中原科学技术具有中心性、融合性、辐射性、不平衡性等特点.     

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其文明化进程

国家的出现可以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从国家形态的演进反观文明化的进程,则应是从社会意义、社会层面对文明化进程加以考察的可行路径。循此路径,丰富的考古资料可以说明,我国中原地区经历了从中心聚落形态到邦国形态、从邦国形态到王国形态、从王国形态到帝国形态这样非常典型、完整的国家形态演进阶段,从而使得其文明化的进程也是几个阶段的率先递进,并获得了连续、完善的发展。     

禅让政治的基本理论架构及其所要求的德行基础——楚简《唐虞之道》第6至13号简思想析论

文章对楚简《唐虞之道》第6至13号简作了详细的思想解析,考察了"尧—尊贤—禅让—义"和"舜—爱亲—孝—仁"这两条理路的内在思想逻辑及其在禅让政治实践中汇合的过程与可能性。认为简文作者在王者作为天子权位授予主体的观念主导下,深入剖析了儒家禅让政治的基本理论架构及其基本精神,指出了禅让政治所要求的孝、忠、仁、义等德目及其间相互转化的关系。     

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面对的一对矛盾。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私人经济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经济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适当反应,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推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法理研究

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对其差异与联系的阐释,一是为构建现代主权国家发展阶段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人类发展模式提出理论,二是为未来人类社会进入大同世界之时世界一体化的市民社会与主权国家职能转变后的世界政治统一体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进行有益的探索。     

论商族早期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

夏代之时,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其整个社会形态、氏族组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母系向父系、由父系向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终向原始的国家雏形过渡、变迁。对于商族而言,其始祖契时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王亥王恒时期已是典型的军事民主制时期,而大约在上甲时期商族已初具国家形态的雏形。商族国家的形成之路,颇有些与后世那种周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模式相似,或者可以说有些像是征服者日耳曼模式。     

从社会演进观音乐的政治隐喻作用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与其所生存的社会的政治紧密相连，“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太平之世的音乐让人听来快乐顺畅，国家危亡时期的音乐让人听来悲哀反思，说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本文选取中国古代周、汉、唐与近现代抗战、文革、改革开放等典型特殊的社会时期，结合音乐实例、音乐作品及音乐形式来揭示音乐对政治的隐喻作用。     

城市政治与治理演进(三篇)

正主持人语:无论人类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繁衍与发展的重要场所;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以来,研究城市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千年来,从雅典到威尼斯,从欧美到中国,当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入城市时,城市的研究也有着日益多样化的视角;我们看到,城市的研究与其说是对理想空间的美好构想,不如说是对新型公共生活的持续性批判与反思。     

从历史细节透视政治演进——评《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解禁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农村的政权建设研究较早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     

古希腊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古希腊法律思想是西方法治精神的源头,西方法治理论一系列基本范畴的原义都发源于此,在经历了三个阶段数百年的演进后,自由、自然正义、民主与法治成为“轴心时代”的精神实质。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希腊人的思想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法治思想也不够彻底。     

政治信任研究兴起的学理基础与社会背景

作为一个独立知识领域的政治信任研究兴起于1970年代.政治信任研究以政治学及其他学科相关理论为基础,而世界各国出现的政治信任危机则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人们从学理上深刻思考政治信任及相关问题.     

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

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文化为中轴,以尊重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宗旨的社会自主领域。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各有其局限性,公民社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危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当代中国时代主流话语的演进与政治和社会转型

时代主流话语是时代主题的集中反映，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促进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主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话语系统和实体构筑具有话语核心和话语指导作用。集中反映新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主题，以“群众利益”为核心的“三个代表”话语是当代中国新的时代主流话语，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社会实体构筑和转型具有话语先导和话语工具的意义。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国家与市场间的徘徊: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中的政治元素

从社会福利建设的进程来看,有关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福利建设思维的争议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主要议题之一。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建设思维会影响不同时期社会福利的发展速度、发展方向和实际效果。而新世纪对这种争议的实践进行理论分析,能够对社会福利发展进程分析得更为透彻,也方便对未来社会福利的建设提供建议。研究在探讨了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基础上发现,社会福利建设究竟受到哪种理念的影响与政治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在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中如何抉择的政治诱因是政治取向与政党政治间的竞赛。换言之,国家取向与市场取向的福利争议源于两个政治元素:一是政治倾向上的新"左派"与新"右派"之争;二是政党政治方面的工党与保守党之争。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