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关系的两个周期

作者对日、美学者提出的日美关系存在两个周期的论点作出自己的诠释 ,认为 :以 1 91 1年为界 ,2 0 0余年的日美关系经历了从平等到不平等的两个周期 ,每个周期分为平等、过渡、不平等、准平等四个时期。 2 1世纪初叶的日美关系可定位为准平等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美关系的平等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日本将“普通国家”化。日美关系在 2 1世纪之内将进入第三个平等竞争时期。随着这一时期的到来 ,日美间的利害冲突势将增大。     

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发言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设定了三个议题,集中研讨中日美三边关系以及与之关联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内容包括:从中美日的角度对日本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对未来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基本态势进行分析和展望,对东亚合作与新格局的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     

冷战后日美同盟合作强化的学理分析——兼论中日美关系及中国的应对之策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终结,反而在强化。得以强化的日美同盟,显示出了新的特征,其原因涉及谋求同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与同盟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同盟国相互约束的强化、同盟参与国际和国内需求的强化以及同盟过去的收益产生对未来收益的预期等。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强化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美国军方视阈中的美日同盟关系——基于《美日行政协定》草拟过程的分析

《美日行政协定》是构成战后美日同盟关系及决定走向的重要文本,无论是协定内容中的每一项规定,还是协定草拟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美国决策机构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认知及美日同盟关系的定位。尽管处于“美军驻日条件”界定主导地位的美国军方,始终将日本看作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没有作为一个对等盟国来看待,体现出战胜国对战败国应享有的绝对优越驻留条件。但是,在日本着力实施亲美的协调主义外交的强大攻势下,迫于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基于远东冷战局势的变化,从美日“良好政治关系”维护视角考量,美国军方不得不从坚决反对日方关于“美军驻日条件”的修改意见,转而做出让步。迄今,该协定维系着美日同盟关系,但“美军驻日条件”始终使日本处于“非正常国家”地位,制约了日本作为主权国家所应享有的对驻日美军的控制性权利。     

日美关系中的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

美国的外压及日本国内政治力学,使得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持续政治化,也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提出了严峻挑战,即日美双方很难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只能找到相对的利益汇合点。普天间搬迁之路仍不平坦,日美同盟亦将因此经受考验。现阶段,强化同盟关系依然是两国追求的目标,日美正在寻求切实可行的普天间基地解决方案。     

战后日美伙伴关系的三个发展阶段

过去 4 0余年的日美伙伴关系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由 2 0世纪 6 0年代初建立经济伙伴关系 ,到 70年代中期建立政治伙伴关系 ,再到 90年代致力于建立军事伙伴关系。迄今为止 ,日美发展伙伴关系的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至少在 2 0 10年以前 ,日美关系将继续向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     

透过普天间问题看民主党执政以来日美关系的波动

本文将通过阶段论的典型区分,系统梳理日本民主党政权上台以来,日美两国就普天间问题所展开的曲折博弈,从中规纳普天间问题在各阶段的典型特征,并深究日美关系一系列戏剧性变化的实质及影响.进而,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内,日美关系在普天间问题上的嬗变、多变,准确把握日美关系发展中常态化的规律性因素,为今后研究日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积累新的思考.     

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日美同盟关系

由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恐慌程度,波及的范围,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都是空前的.它影响着国际社会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着国际秩序、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型与走向.本文试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切入点,来分析日美同盟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再强化与转型,进而从日美同盟关系的变化来揭示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     

“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研讨会召开

2011年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隆重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西战争前后的美古关系

作为有史以来的首场帝国主义战争,美西战争研究的意义不容小觑.美西战争前后的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战前的"暧昧"、战争期间的肩并肩的战友、战后的反目成仇三个阶段.首先,战争前后的对古关系只是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抢夺殖民地的工具而已.其次,古巴在摆脱了西班牙雄狮的同时,沦为了阴险的鹰(美国)的盘中餐,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前狼后虎的教训.最后,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经历了30余年的经济增长(其间略有起伏)并打赢了美西战争而跻身于列强行列.尽管武力崛起与和平崛起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大国崛起的规律仍对我国有鉴戒意义.     

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内和国际一切积极进步力量的支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实施的策略方针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坚持的原则是“独立自主”;采取的斗争原则是“既联合又斗争”。     

“华东延安”的时代号角——沂蒙抗战歌谣论析

抗日战争时期,在素有"华东延安"之誉的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诞生了抗战歌谣并在全国广为流传,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政治、历史底蕴,而且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内涵,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理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它是沂蒙人民空前自觉的民族精神与抗战歌手敏锐执著的进取意识共同催孕的结果。抗战主题的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与沂蒙古代歌谣优良传统相结合,并赋予它新的艺术形式,使沂蒙抗战歌谣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威力和艺术魅力,值得深入研究与理解。     

核武器与美苏冷战

核武器在美苏冷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它的出现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不安全感,是导致冷战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核军备竞赛是冷战的重要内容,并且愈演愈烈。双方都把核武器作为实现自身政治和外交目标的工具,核危机频频出现。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又成为美苏两国的共同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论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海上博弈

美国自喻为海洋国家,控制海洋不仅是保护其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的需要,也是其称霸世界的手段。美国正倾全力转向大国竞争,美军从冷战后控制沿海区域和由沿海向陆地投送影响力转向既控制沿海,又主导大洋。从地缘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考察,不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海洋控制”,还是“太平洋威慑计划”和“分布式杀伤链”战法,都表明美国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放在海上,特别是西太平洋。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大多来自海上。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5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强调,海洋关系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因此,经略好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计。从时空上看,美国回归海洋控制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正形成剧烈对冲。近年来,两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对峙背后是传统海洋大国与新崛起海洋国家在构建海上力量平衡的必然结果。在大国战略竞争的环境下,这场围绕海洋权益的博弈将决定未来两国关系走向与状态。     

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体现

“中的哲学”思想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根本指导思想 ,它有四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一、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 ;二、不偏不倚 ,保持中立 ,见风使舵 ,从中渔利 ;三、制造矛盾 ,利用矛盾 ,巩固统治 ;四、追附形势 ,标新立异 ,独立特群 ,彰显个性。这些特点在山西近现代历史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 ,尤其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论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体系

大战略是一战后西方军事理论界提出的新概念,二战后广为流行,并成为国家决策的重要内容。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削弱并击溃苏联东欧集团,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赢得冷战的胜利,制订并实施了以遏制战略为核心的大战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战略体系。在这个战略体系中,位于顶端的是遏制战略;其下是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文化战略等各领域的分类战略;这些分类战略的子战略或曰具体战略,诸如威慑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等,则为第三层次的战略。遏制战略以各分类战略及其子战略为依托,统领着众多分类战略和子战略;各分类战略和子战略则依据遏制大战略制订并以遏制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该大战略体系在促使苏东裂变、结束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霸权管理与多边合作--冷战后美欧的亚洲战略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冷战后美国和欧洲对亚洲的战略的比较分析,指出全球国际关系中欧亚美之间的三边均势建立不起来。除了经济上的一些利益之争外,欧洲和美国对亚洲的战略在政治、安全以及综合的体系秩序上不但不相互竞争和对抗,反而是暗合、相互支持和补充的。     

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展。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的赞誉。     

抗日战争时期科技发展的模式转换和道路分野

科技发展是推动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核心力量。“五四”以后,科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系统和信仰权威进入中国社会的具体操作层面。中国社会的科学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伴而行;抗战时期中国的科技事业在进退失据中曲折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国统区英美式的科技发展模式的继受和顿挫,另一方面表现为解放区苏联式科技发展模式的辟莽和创新;抗战时期国共科技政策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性,但在绩效上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二者都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