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权利化的法哲学思考

生育权由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转化,是由社会基本条件决定的,一方面生育利益的外部冲突是促成转化的外因,另一方面生育利益的内部冲突是促成转化的內因。我国生育立法虽然确认生育是一种权利,但在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亟待完善。     

私法视野里的权利限制

权利限制通过限制冲突中的权利,使多种权利得以和谐共处,而成为权利冲突的基本纠偏机制。权利限制并非权利的固有属性,而是外设于权利边界上的限制。权利限制使被限制权利方受有容忍拘束,相对方居于优先地位,并可成为侵权责任免责根据。在特定情形下,权利限制还可引发财产权属变动。权利限制也须被限制,这些限制包括遵守权利位阶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等。     

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私法规制

个人信息保护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但呈现保护有余而限制不足的现象。个人信息权益限制存在权利构成限制和权利行使限制两种模式，现行法主要采取的权利构成限制模式面临现实困境。以《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依据的权利行使限制模式对于限制个人信息权益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优越性。个人信息权益滥用情形包括违反目的、利益失衡、矛盾行为、滥用形式瑕疵以及滥用诉权等多种表现形式。为合理构建个人信息权益滥用的判断标准，应将利益相关第三人纳入信息主体行使权益侵害对象之范围，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公共利益限定在合理范围，并构建以合理性和合法性为要素的权利行使行为的可苛责性分析框架，严格遵循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并采取区分判断的方法。     

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

本文在对传统的权利承认→保护→实现理论进行反思后认为：权利具有冲突性，因此其能否真正为其主体所实现并不在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在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配置。文章指出，对冲突权利进行配置时应遵循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原则、利益衡量原则、衡平原则和公平限制原则。最后，文章就对冲突权利有权配置的主体问题做了探讨     

论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内在逻辑及其外在边界

商事组织的权利扩张有别于自然人的权利扩张，呈现出不同的权利扩张内容和方向。为此需要构建商事权利逻辑体系来判定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法律效力。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逻辑在于其对营利性的追求、对交易自由的促进、对组织及交易安定性的维护，同时商事组织权利扩张也受到公共目的、公共效率、公共安全的限制。只有尊重商事组织权利扩张的逻辑，才能够更好地规范商事组织的行为，促进商事交易发展。     

论权利

本文全面阐述了权利的概念及其分类，权利与权力的异同，权利的限制，特别指出权利滥用和权力滥用的消极作用及危害；对人们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有所神益。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 ——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的创设旨在使权利人与社会大众之间保持一种利益上的平衡关系。基于同一目的,也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予以限制。选择权利限制时应当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权利限制引发的成本。     

权利克减的法理基础研究

"权利克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敏感的法律问题,也是法理学应当密切关注的论题,研究之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权利具有本位地位,但其不能如宗教一元神般神圣,而是可以克减的。权利克减以权利本身的相对性为可能性基础,以权利位阶和权利冲突的存在为必要性基础。但在权利本位与权利克减、权利克减与权利保护之间存在平衡问题,既要重视权利克减的现实意义,又须强调对其的必要限制。只有在法理学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才能深刻理解权利克减的精神内涵,才能把握其目的和手段的正当性。     

生育权的宪法变迁、规范依据与保护范围

《宪法》婚姻家庭的国家保护条款中，明确夫妻的生育权行使受计划生育义务限制。回顾宪法中生育权相关条款的变迁，生育权应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纳入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体系。宪法上的计划生育义务并不影响生育权作为基本权利的认定，而是在肯定国家负有婚姻家庭保护义务的基础上，强化计划生育的功能发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应围绕生育权保护展开，明确生育权基本性质、保护范围，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生育制度提供法制支撑。优化生育政策，应强调失独家庭的再生育保障，回应因恪守国家人口规划义务而陷入生育困境的家庭需求；还应有限放开生育权主体限制，保障公民生育意愿的充分实现。公权力对生育权的干预应以理念转型为先，在实现国家人口目标路径选择上从强调权利限制转向权利保护。     

从权利限制看不可克减的权利及其功能

权利限制的功能在于确保权利的实现,因此,为确保权利限制有效发挥这一功能,权利限制也应该有合理的界限。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限制,克减除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必要性之外,也应受到合理的限制,其具体表现为:一些基本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克减。在理论上,不可克减的权利是权利限制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制度上,不可克减的权利是克减有效发挥作用的纠偏机制;在价值功能上,不可克减的权利的功能的发挥是克减功能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基于权利克减浅议患者隐私权的限制

从权利克减的角度浅析患者隐私权的权利边界,分析法律对患者隐私权利位阶的衡量选择及权利冲突的协调取舍,探讨法律克减及限制患者隐私权予优先保障生命健康、社会公共及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必要性。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初探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已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 ,但对该原则尚存诸多认识不清。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历史起因 ,在于个体权利与社会利益矛盾激化 ,客观需要权利的限制。该原则为了权利而限制权利 ,其最终目标是保护和实现权利。但该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 ,有导致权力滥用而减损权利之危险。为解决这一矛盾 ,使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扬其利而避其弊 ,应强调其有限使用 ,立法上要限定在必需领域 ,司法中要合法、公正运用。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     

邻接权的限制与保护

邻接权的限制涉及到邻接权的时间限制、地域限制和权能限制三个方面。邻接权权能限制有两种表现方式:邻接权的行使受到著作权以及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所产生作品的著作权的权利限制,以及受到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的限制。需要对邻接权限制进行反限制,以求在对邻接权权利限制的同时,也加强对邻接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若干理论问题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对已产生的知识产权的减损性划界,属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权利界限.知识产权权利限制为控制性规则.以知识产权制度及具体知识产权的存在为前提,其目的是调整已经存在的知识产权与其他正当利益之间的关系.知识产权权利限制是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的有效方式.所有权社会化理论不宜直接作为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地位和角色有较大的不同.现代经济学理论关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论证更有说服力.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联姻增强了国际知识产权条约的拘束力.这种结合对于知识产权权利限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再论民间文学艺术权

民间文学艺术是一种人类的智力创作成果,要有效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要重视创作、保存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始群体的利益。而真正创作、保存和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原始群体的利益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仍得不到体现,应该在现行知识产权权利类型之外设立一种新的权利———民间文学艺术权。本文对民间文学艺术权的主体、对象、权利内容、权利行使及权利限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著作权法》限制制度的改进——基于权利封闭性与限制开放性原则的检讨

由于著作权限制是针对具体权利的限制,著作权权利制度的封闭性是限制的可能前提,而限制的开放性使伴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限制成为可能,因此权利的封闭性与限制的开放性是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基础性构建原则。并从此衍生出有权利必有限制及其限制的不可排除性原则。应该以此原则对我国《著作权法》的限制制度进行检讨,进而完善其制度构建。     

关于自由的法学思考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为指导对自由的法学内涵、自由的法律确认与限定、自由对法治的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在法学意义上，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我国法律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精神自由等给予确认与保护，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上给予一定的限制；要使人们的自由权利得到实现，就必须完善关于自由权利的立法，严格司法，并大力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论"生育权"及其救济

生育权是公法赋予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一种民事权利 ,属于人格权的范畴。自然生育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不得阻止、妨碍或干扰自然人生育或不生育的义务。对生育权的保护包括法律救济和法外权利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