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性整合：当下文艺学的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国内文艺学研究呈现出边缘性整合的态势。在此之前，并不存在科际整合或者边缘化的可能。政治与学术的正常化，促成了文艺学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本身又伴随着科际整合．由此具有边缘性整合的特征。科际整合如果过分依从工具理性，将很难摆脱其方法论困境。因为工具理性对学科自主性的绝对诉求，将最终取消科际整合的可能。有别于此，文艺学的边缘性整合，却可能超越现代学术研究的碎片化症候，并由此构成中国文艺学的现代性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兼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自卢卡契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撰写了大批有份量的理论著作,并形成了文艺学不少分支学派。面对这一重要的文论现象,西方文论界早已在进行认真的研究。美国知名文艺理论家韦勒克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文学批评”条目中,称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简称西马文论)与心理分析、神话批评三足鼎立,为当今“真正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认真研究西马文论的产生、发展及理论得失,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将有借鉴意义。     

西方知识与本土经验:中国文艺学三十年

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方可创造新的理论局面。     

文化转型大语境下文论创新的逻辑前提

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对传统学术与文艺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面对社会转型特别是后现代各种消费文化现象,文艺理论仍然没有摆脱"失语症"的梦魇与尴尬,从而引发出文艺学界对文艺理论与研究的困惑、对危机的反思.文章就解蔽文论与文论家的"失语症"、实现当下文论与文艺的同步性发展、拓展文论创新的方法论视野展开言说与回应,探寻文化转型大语境下文论创新的逻辑前提,以期获得既具学理深度又富人文关怀的理论视阈.     

反思型文艺学研究:文艺学研究的当代形态

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讨论十余年的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但纠缠于此却没有必要.因为这会忽视当今文艺学研究共同体已然迈进了一种反思型的研究范式之中的事实,更会对反思型文艺学研究的特征、效用等进行不必要的忽视.反思型文艺学研究具有从“口头禅”走向“真觉悟”、从平常误识走向科学反思、有自觉的知识建构等重要特点,这无疑可以避免对当下的文学现象与问题作意识形态的屏蔽的局限,并让文艺学研究的范围、对象、方法、范式等都得以转型,同时也捍卫了较为科学的参与性与实践性.虽然反思型文艺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性,但它依然是文艺学研究的当代形态.     

自主性和现实性的兼顾与共存--文化研究作为文学理论生长点的再思考

本文简要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论的自主性诉求和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进程,把握90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研究生长点之一,突出体现了文论的现实性诉求.本文认为,日渐时尚化的文化研究鼓吹越界甚至取消文艺学的思路存在诸多误区.作为人文学科,文艺学的责任从来都是两方面的,自主性和现实性应该兼顾和共存.文艺学"在世",它应该有自己的立足点和文化志业,也应该有所作为.     

交叉学科视域下复合型教师的培养旨向及实现路径

交叉学科的整体性高质量发展需要培养相应的复合型教师作为人力资源保障。鉴于交叉学科知识整合逻辑和教师角色定位观，可将交叉学科的师资类型大致分为跨科际师资、多科际师资和独立型师资三类。在复合型教师的培养境遇上存在跨学科教学整合力培养显弱、多科际教研创新力培养疲软、跨科际协作教学共情力培育缺乏等问题。在培养路径上，应恪守交叉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愿景、强调一专多能或一主多辅技能培养、凸显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师德师风教育情操，从聚合科际间的交融能动力、善用多学科资源共享法则、培育多科际协同共振情怀等方面，提升复合型教师跨学科教学的创新能力、整合能力和共情能力。     

传承与延续:叩问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游于艺”而“进乎技”——对文学理论之“元理论”的反思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中介的寻求与打通:古代文论进入当代文艺学之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毫无疑问是构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但如何认识、把握这一资源,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有机部分,却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张晶一文提出必须建立从古代文论到当代文艺学的转换中介;韩经太一文则提出了解读古代文论的新视角,即从语言艺术切入古代文论,使之回归艺术本位;林继中一文则坚持以发展流变的眼光,把通变中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范畴作为今天文艺学建设的生长点,以此拓展本土文论的内涵;蒋述卓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作了系统的梳理。     

当下文艺学跨学科问题原因探析

文艺学跨学科研究的出现,既有学科体制的内在原因,更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学理原因,还有国外学术文化思潮对我国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国际原因。当下文艺学跨学科问题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跨学科与学科独立这一单纯问题的理论探讨,而完全可以拓进到跨学科研究的中国语境、学理渊源以及跨学科研究的中西比较等问题的现实思考。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内涵建设与思考

分析了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师资结构、专业认识、人文属性的现状,将跨学科外语专业的学科定位与内涵置于转业建设的前瞻性内容,对跨学科外语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提出了跨学科课程体系模式、跨学科课程教学模式、跨学科外语教学实践中强调人文素养与思辨能力的提升和突出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培养人才的对策与建议,宗旨是培养社会有用的跨学科外语专业人才。     

批评史的意义

今天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中生成、演变而来的。因此,研究批评史并不是额外附加的一项任务,而是研究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必然要求。不懂得批评史,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研究文学理论。许多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问题,惟有从批评史的角度去考察,才能获得比较深入的认识。     

学术范式的转换与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建构

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虽因其研究对象的共域而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叉互渗研究实践,但却长期滞留于材料移植和理论移植阶段,未能促成艺术人类学学科范式的形成。其主要根源在于两个学科各持一端:一者固守实证主义立场,把艺术视为与生计、交换、政治体制等几乎无差别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描述与解读;另一者坚持对从社会文化中孤立出来的艺术及其活动进行思辨的方法,把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的艺术悬置起来不予问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既解构了理性主义的思辨模式又颠覆了实证主义的绝对真理性,把人及其主体性移置到学术研究的中心,引发了学术范式的转换和知识资源的重组,推动文化人类学与文艺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积极互动和深度融合,促成具有学科意义和知识创新能力的艺术人类学学科的诞生。     

知识异化批判的三种维度

正如各种事物、各个过程都有矛盾的普遍性一样,在人类知识的天堂中也具有二律背反。科学技术是人类活动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发展链条,但它像真理与价值一样具有内在的不协调性。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哲学名流以及后现代主义流派都对其内在矛盾从不同角度进行梳理,甚至把它比喻为“双刃剑”。有的孤独、悲观而倍感失落,有的小心解构和大胆重建。只有以整体性为核心,才能走回归路,融入知识的美好家园。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     

比较文学“译介学”的性质及其对象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文化经典、文论话语与比较文学

总体而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大师级人物大多是传统文化学养深厚的学者,因此,文化经典是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但是,也必须看到,王国维、朱光潜、刘若愚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没有处理好文化经典与西方文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学术上的失误。这说明,有了文化经典的素养,也不一定能够较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众多学术大师的失误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抛开经典,仅仅只是有文论话语,搞好比较文学研究更是一厢情愿。只有把文化经典与文论话语相结合,才能搞好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要以自我的学术规则为主,融汇西方文化进行创新。文化经典、文论话语在当今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文学的问题。因为经典的确立必须是为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建设服务的,文论话语也同样如此。     

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

在以往,由于所持的学科立场及研究视角的不同,对法经济学关注的学者们并没有就其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在研究范围上包括从反托拉斯法到法律和法学的各个领域,在研究方法上偏重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以麦乐怡为代表的非主流学派则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比较分析”,在研究范围上纳入更多意识形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强调经济、政治、社会判断方法的综合。主流学派凭借其研究方法上的“技术优势”,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非主流学派试图突破法经济学研究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这一发展趋势能否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方法和分析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显示出超过“法律的经济分析”。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