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内部电影”

"内部片"一词对许多五六十岁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特指特殊年代不公开放映的电影,或是外国电影,或是被禁的"供批判用"的"问题"电影。在那些年代,能看上这类电影,往往是一种身份与特权的象征。而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专供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看的来源复杂、种类繁多的电影。     

与青春相伴的内部电影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时公开放映的电影很少，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革命斗争的“老三战”：《地道站》《地雷站》《南征北战》，真正的文化沙漠。到70年代末，政治气氛松动，北京的一些部队大院、政府机关悄悄放“内部电影”。电影票严格控制，有的还与级别挂钩，能搞到电影票的属于路子宽、关系硬、有本事的人。     

作为镜鉴:从20世纪40年代《申报》广告看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

对《申报》电影广告的一种特殊检视可以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市场竞争催生了大量国产商业类型电影的拍摄和放映,《申报》广告信息表明,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与美国电影在首轮院线同步放映的国产大片,它们的放映时间、总场次和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并不比外国电影逊色。言情、侦探、恐怖、艳情、古装、武侠等类型成为上海电影市场的主控形态。中国电影人在和美国电影的对话过程中清理了自身的类型传统,进而发掘自己的类型电影优势。中国电影自古典时期开始便从未间断过的商业电影传统,为电影艺术的每一次进步提供着各种条件。     

看“内部电影”的日子

20世纪70年代，北京一些部队大院、部委机关放“内部电影”，电影票严格控制，有的还与级别挂钩，老百姓很难拿到。当时我在北太平庄一所中学当老师，附近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电影制片厂、电影洗印厂、新影礼堂算是离“演艺圈”很近的地界。有学生家长在新影工作，有老师是新影家属，毕业的学生不少在电影行业工作，于是我经常有机会能看到“内部电影”。     

特殊的传播者：中国电影放映队发展史简述

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电影放映队是依据我国实际社会发展情况产生的特殊的电影传播者,对我国电影媒介的普及、电影放映技术的发展、电影文化的传播、人民精神文化的建设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     

高校电影放映工作对策

通过对高校电影放映工作的现状分析,探讨制约高校电影放映工作发展的几点因素,从电影的宣传、组织和放映的完整工作程序上,提出了扩展电影放映工作空间的应对策略。     

起舞在商业社会--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商业化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商业化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影片的制作和运作两个方面,即影片的题材选择、情节架构、价值判断以及发行、放映的商业化。而主旋律和艺术电影在90年代出现这种发展倾向则是由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大背景、电影学界关于电影本质的论争的小环境,以及主旋律电影和艺术电影自身原因共同导致的。     

谁给咱农民放电影

抹不掉的电影情结 提起过去看电影的事, 肥西县董岗乡60多岁的农 民董光锁目光中充满留恋。 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到 90年代,农民最快活的事 儿,就是看电影了,有时     

小区规划要给居民留个文化活动空间

“十一”黄金周期间，笔者所在的小区举行了“迎接十六大召开电影巡回展播”，连续放映了四个晚上的电影。放电影活跃了社区文化生活，对居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然而，由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电影只好在道路与草坪上放映。放映前，一些居民议论纷纷，因为放电影不仅影响了交通，还踩坏了草坪。对居民来说，这是一件痛苦而又进退两难的事情——既想看电影，却又怕影响车辆与人员进出，踩坏了草坪。     

"庐山恋":旅行、景观与电影院

影片<庐山恋>的文本及其影院放映实践是中国现代电影史的特殊个案.影片文本经由叙事中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呈现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与意识形态变迁相关,其在特定影院的放映历史也关涉到中国影院史的若干问题.在这一个案中,文化研究者可探究自然景观、现代旅行、<庐山恋>影片及其影院放映活动之间的文化关联.     

虚拟旅行与感知变迁:一种中国早期电影观看经验及其文化内涵

以游记或观光记录式的语汇来描述电影以及观影经验,是中国早期电影评论与电影广告的常见策略。以这种策略完成的电影评论和广告,透露出早期中国电影观众在放映活动中以本土经验描述并接纳电影这一新型媒介与感知形式的倾向。早期电影放映活动引发的美学变迁,即表现为电影引发的时间感、空间感和速度感的变迁。电影放映活动提供了有关"虚拟旅行"的经验,引发了中国早期电影观众的兴趣、好奇心与激情,并具有商业和文化的双重意义。     

忆在江西影剧院的日子

正1976年,我退伍回到南昌,1978年初从南昌钢铁厂调入江西宾馆新成立的江西影剧院工作。我很荣幸地参加了江西影剧院首场正式对外营业的电影放映。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78年3月1日,放映的影片是朝鲜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农民英雄》。那时候,在"文革"中遭受严重摧残的电影放映事业,经过拨乱反正,正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原先被禁映的中外影片陆续恢复放映。由于当时电视尚未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枯燥,面对突然开放且日益丰富的大量中外电影,南昌人争相观看电影的热情和欲望如井喷般高涨,促进了南昌市的电影放映事业蓬     

论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的发展

电影是目前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要内容之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给人以视听享受,还能充分提高群众的文化道德素质。本文对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的发展状况进行阐述,分析目前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分析了农村流动数字电影放映发展的趋势,希望本文能够对农村流动数字电影的放映有所帮助,     

2010-2019年浙江省电影市场结构研究

采用CR和HHI指数，测算2010-2019年浙江电影产业的制片、发行和放映3个环节的集中度，分析市场结构，结果表明：2010-2019年浙江省电影的制片、发行以及放映的CR4指数平均值分别为6.62%,62.13%和6.84%。电影发行环节的集中程度较高，市场结构属于高中寡占型；制片和放映环节的集中度较低，市场结构均属于竞争型。浙江省电影产业总体市场结构不合理，集中度偏低，产业资源分散。因此，浙江省需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与引导电影产业的稳步发展；鼓励电影企业间进行并购重组，大幅度地提高市场集中度；发展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建立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电影企业协同发展的有效竞争格局，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形成垄断结构下适度竞争类型的市场结构。     

日本电影理论在中国——以20世纪80年代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理论论著论文在中国被译介并产生影响。电影史论方面:60年代就在中国"内部发行"的岩崎昶的《日本电影史》正式出版,电影理论家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艺术》、《沟口健二的世界》、《上海电影港口》、《中国电影百年》等文发表对中国电影的指导意义很大,山本喜久男的《日美欧比较电影史》用历史比较方法进行电影研究的成功尝试具有普遍意义。电影导演方面:山本萨夫的《电影制作的实际》对刚进入电影学院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山田洋次的《素材与剧本》指出导演和编剧一样需要有源于生活的创作"冲动",大岛渚的《日本电影的形势和主题》对画面以及蒙太奇的强调给人启发。在电影编剧方面:田板启在中国所做的系列讲座提出电影观念问题,新藤兼人的《电影剧作中的改编》讲述如何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脚本,野田高梧的《电影剧作结构论》中谈到"事实"和"真实"的区别很有见地。在表演艺术方面:山田五十铃的《演员的直觉与训练》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具有浓厚的职业敏感与职业兴趣,要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模仿对象。对于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电影来说,这些电影论著论文往往以自己的电影实践为例证,真正起到了"现身说法"的作用。     

民国时期山西汾阳基督教的戏剧与电影活动考察

民国时期山西汾阳的基督教会在发现音乐、戏剧、电影等娱乐活动对基层群众的吸引效果后,不仅推动了教会内部的戏剧活动从精英娱乐到宣教工具的转变,他们在汾阳的电影放映与拍摄活动也开启了一个县域社会的电影事业。作为吸引力装置的戏剧与电影活动,在基督教教会的实践过程中以文化入侵的方式促进了所谓的福音传播,也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实现了现代城市文化生活在基层社会的拓展。     

电影业中介人行为对文化产业绩效的影响

运用lisrel8.7软件,构建电影绩效影响结构方程全模型,分析了电影业中介人行为对电影产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并得出结论:电影票房受院线等级、放映日屏幕数量和竞争条件的影响程度高,受放映日是否为黄金档期的影响程度低.因此,电影业中介人可以通过选择院线等级、调整放映日屏幕数量和电影放映的竞争条件等来决定电影的市场绩效.     

慢半拍

小城有两家电影院，一家老的，坐落在老城区，还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建筑。它的辉煌，已经像它的外墙一样斑驳不堪；那家新影院，前两年刚刚建成，矗立在新区，高大气派。老影院的顾客，越来越少，除了设施太陈旧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已经沦落为二线影院．新片都放成旧片了，它才开始放映。而新影院是一线影院，所有的大片、新片，都是和全国同步上映。     

红色母亲因材施教，成就影视巨擘韩三平

去年，电影《建国大业》在全国火热地放映，这部由172位明星零片酬出演的电影不仅让人过足了眼瘾，而且电影投资只有3700万却卖出4．2亿元的票房更令人咋舌！     

辱华片外交风波述论——《上海快车》、《袁将军的苦茶》、《糊涂将军》停检始末

本论文重点考察了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三次辱华片停检事件，以勾画中美电影外交的一个侧面。《上海快车》、《袁将军的苦茶》和《糊涂将军》等片在海外上映即遭我驻外人士抗议，中国电影检查委员会辅以停止检查该制片公司输入中国的影片为手段，通过外交途径警告制片厂取消该片的全球放映并删除相关辱华情节。在制片厂的道歉声中，在美方的外交压力下，三次停检事情皆以不了了之为结束，以此反观出中国表达话语权的决心其结果之间的巨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