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新时期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机制研究——基于张高村民间组织建设实验观察

社区生活及民间权威资源是民间组织发育的土壤.在民间权威稀缺的条件下,可以借助外力打破村庄的原生态,动员潜在的权威资源,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并借助能人治理维持组织的生存."外生"的民间组织反过来推动社区公共生活的重建,孕育民间权威,实现向"内源"的转变.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时期,城市基层社会在这一变动中产生激烈的动荡,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社区绝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地域社会.国家权力的介入使"社区"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之后,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社区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可见,"社区"概念在中国所经历的辉煌本土化历程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更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进行的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对社区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嬗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进行反思,为社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后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

在市场化逻辑的冲击下,"原子化"村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类村庄中,原生型权威和次生型权威在村庄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村庄中的纠纷解决由于权威匮乏开始出现没有第三方裁决者的现象,村民常以"暴力"的逻辑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迎法下乡"即引导国家权威的力量进入村庄,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矛盾及其协调--以武汉市X社区为个案

在城市社区中,代表国家权力的社区党支部、半国家半社会的社区居委会以及非国家(社会)的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在社区中的共同在场,是社区权力矛盾的主要根源,其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在社区中利益之争的外在结果。个案社区中党支部书记的边缘化及社区居委会主任与社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双重角色的重合,将社区中共同在场的三大力量整合在了一起,在相互强化了对方权威的同时,为我们下一步在城市基层的社区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传统复兴与乡村文化实践——基于华北两个村庄百桌宴的人类学分析

近年来在华北一些村庄兴起一种百桌宴的传统文化实践,透过百桌宴的举办过程可以分析当前华北乡村建设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转型。元村和乔村自2016年开始分别举办以百桌宴为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前者的百桌宴是家族祭祖过程的一部分,后者的百桌宴是重阳节孝老文化展演的一部分。与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复兴的状况不同,百桌宴实际上表征着后税费时代华北转型农村社区振兴民间文化、重建象征体系、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努力。这种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型的社会整合策略,是村庄精英、乡镇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力的结果。复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村庄建设的内部动力和文化自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引导。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政党权威:基本走向及其现实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不仅有政治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出了国家权力最终回归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政党权威是一种以社会权威为终极取向的政治权威形态。政党权威必须构建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应属于一种法理型权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各种社会利益整合的需求、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压力、社会自治和社会权威的形成都需要执政党政党权威的巩固和发展。     

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

本文提出乡村庙会传说这一概念,并将依水建庙传说、庙会组织权属传说、与大历史书写相关的乡村庙会传说等亚类置于生发的生活空间———村落中进行考察,分析了与乡村庙会传说相关联的庙会、村落生活和民众心理之间的关系,指出有着灵迹贯串的乡村庙会传说隐喻了民众对其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和对其生活空间所有资源分配的机制,是民众对相应村落历史的群体记忆的结果。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的信息接受心理

自古以来,村庄精英就是国家与乡村联系的纽带,他们既是村民利益的庇护者,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在村民选举中,村庄精英由于其"舆论领袖"的身份,其信息接受心理将直接影响政府和候选人的信息传播效果.     

论村治再造与我国和谐村治的构建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我国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村级党组织的提名权与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

推荐村委会候选人是村级党组织有效参与和领导村委会选举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村级党组织依法享有和行使提名权,不仅不会损害村委会选举的民主性,而且还有利于村委会选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实现党的领导和发扬民主的统一.应当使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共享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调查

村务监督是贯穿于村庄治理运作始终的一项重要功能.后陈村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治村的要求,在政府推动下率先实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村务监督的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1)推进了村级民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2)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3)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4)创新了监督机制.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导入和运作,明显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改善.然而,由于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以及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村务监督监督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也会产生形变.     

农村文化大院建设评价:基于河南嵩县实地调查

农村文化的落后既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也是经济落后的原因.农村文化大院工程的推进体现了政策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视.通过对河南省嵩县的调查发现,农村文化大院工程的推进存在"覆盖面不足,宣传不到位"、"闲置率很高,利用效率不佳"的问题.资金投入总体不足和现有文化大院运行的低效率源于:农民文化需求"虚高",文化供给与需求错住,投入总体不足和融资渠道单一,"重建设轻管理".据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为今后以"文化大院"为代表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