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解释学意涵

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通过具体的中国思想史和艺术史的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学思想。他的这种学术取向在以考据风气为主流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范式意义。通过对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推进中国解释学的建构。     

王夫之的考据学

王夫之具有丰富的考据学思想,并采用了一系列颇有借鉴意义的考据方法考订文献,从而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这使他得以跻身于明清之际的考据大家之列。考据之学也是他义理之学的基础,其别开生面的义理的取得,即得益于他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徐复观针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考据学方法与台湾的红学界发生过激烈的论战.他指出以科学研究为标榜的红学考据派走向最不科学,最不客观的研究,演变成一种历史的猜谜游戏.进而,徐复观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表示了谨慎的态度,认为这样的研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线.他认为,文学是想像的产物,不是历史的记录.文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充当历史的补充文件,文学的生命在其艺术的表现和充满情感的想像,以及由此创造的艺术形象.     

刘节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刘节先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先秦史专家。他的学识渊博,对于中国古代的考据学、历史学包括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尤其对考证先秦古史问题和诸子的学术思想,取得较多的成就。他毕生研治史学,态度严肃认真,研究方法也有可供后学借鉴之处。由于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对他的整个学术造诣又了解不深,本文只是作一简单介绍,如有误解之处,望读者和熟悉刘先生史学思想的前辈专家不吝教正。     

戴震学术思想的诠释学解读

在戴震的诠释视域里,考据的核心是通过厘清文字来还原儒家经典以达到对"实体实事"的正确认知;义理的精要在于对"实体实事"所具有的结构秩序与生命活力--"生生而条理"的体认;而诠释主体"心"则是驾驭考据与义理并使诠释活动得以规范展开的枢纽."心"的高扬使戴震可以摆脱考据学因缺失主体性而盲从权威和程朱理学因脱离客观现实而流于主观独断的倾向,这也使戴震能够揭示出宋儒对儒家经典的误读所可能引起的社会危机,因而具有深沉的社会批判力.     

贯通文化生命的现代疏释——徐复观治中国思想史的态度与方法

徐复观作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从根本上讲,就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昭示他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看法及态度,并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感动同时代的人。他把中国文化视同中华民族的生命,认为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应当立足于人的生命存在。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这一发现使他确信对我们的整个历史文化应当采取“无限的敬意”的态度。他治学方法的特点,即方法以态度为基础、方法为态度所决定。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徐复观的主体间性历史意识

现代新儒家的重镇徐复观以治思想史见长,其强调民族性的历史意识带有鲜明的主体间性特征。徐复观撒向“历史之流”的“民族文化之网”是无时间性的,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在场或不在场的精神主体都成了网中的“节点”。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在创造历史的本源上打通了历史主客间的阻隔,使历史主客汇流,实现了历史主体间性与历史对象性的统一。     

王国维、陈寅恪史学考据比较论

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学风，借鉴西方科学的逻辑方法，用严密的考据进行史学研究，是王国维、陈寅恪治史的共同特点。由于治史范围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二人的史学考据又有各自的特色。王氏充分利用清代汉学家的小学成就，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手段，把地下材料和文献资料相互联系，进行严谨考据；陈氏则较注重发扬宋学精神，力求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就各自的论著而言：王氏多归纳，少演绎；陈氏则在归纳之外，常用演绎。王氏多通过考据来论证“史实”；陈氏多通过考据发掘“义理”。王氏论著表现的是“精深”；陈氏则表现的是“通识”。二人史学考据的风格、方法及其所使用的材料也有所不同。     

精神贯注的博学

华东师大出版社即将发行的“中国精神系列”丛书 ,系从徐复观先生大量杂著中选编而成 ,计有《中国人的生命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中国的抗议精神》、《中国的世界精神》、《中国学术精神》五种。本文是笔者为所编《中国学术精神》一书写的前言。徐复观的写作 ,涉及的范围至广 ,所论的问题至多 ,但是 ,万殊一本 ,他的文章 ,无一篇不是在发露和表现着一贯的精神 ,无一篇不是性情率真而元气充沛。本文主要谈了两点 :一是对历史上儒家传统本着仁学精神 ,为转化政治、缓和专制所作的努力 ,徐先生进行了深入发掘 ;二是对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的关系 ,以及扩而大之 ,对思想史的治学方法 ,徐先生的集中论述和他自身的具体实践。     

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

面对明末儒家经典解释陷入空谈流弊,文本解读空间日益萎缩的现实,清代朴学家们对盛行于前代,以"心学"为主导的"诠释"方法提出了质疑。他们以"考据"替代"诠释",复原"本经"与"本义";以"新义理学"替代"理"、"心"本体论,消解解释形上学;建构语言哲学,拓展文本解释理论。重构出的儒家经典解释方法,使儒学重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它将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不仅影响了清代史学的治史观念,更成为20世纪"新考据学"方法范式的直接来源。当然,该方法内部存在着无法回避的理论缺失,这也成为其在清末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解释

对中国传统概念、范畴的探索,必涉及如何解释。由于以往对概念范畴的解释笼统、模糊、不分层次,因而,某一思潮和思想家的概念、范畴,哪一个层面上的义理是可采正面的评价,可批判地继承,或可创造性地发展;哪一个层面上的义理可采负面的评价,或改造转化,或批判摈弃,价值取向不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传统概念、范畴解释学的宗旨,是指在主体与客体的联结中,主体性解释能如实反映客体的内容,即主观的解释与客观内容相符合。解释的主客观相符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阶段或层次,即客观、义理、真实的三层次解释。第一层次是客观的解释,即按照中国思想逻辑     

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一本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等开始检讨中国思想史的全程。章著《书》平章周秦以迄清的思想学术，内中《原学》开篇即称“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提出了解释思想史的一种方法。又著《国故论衡》、《别录》等，取西学以证中、印学说，为后人示轨范，开门经，为晚近治中国思想史的胡适、侯外庐等所推崇。同时，他表彰请德不以经术明治乱，不以阴阳断人事，夷六经于古史，视儒为九流之一，求真求是而不是通经致用的态度，也为后来治中国思想史者所秉持。梁启超治思想史则有明确的致用观念。为唤起同胞的爱国心…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