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古代专制主义探源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在综合各民族材料的基础上 ,对古代专制主义的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和过程进行探讨 ,对于深化古代社会的研究 ,具有积极意义     

论专制主义（上） ——专制主义概念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从都城变迁论商代社会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都城往往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都城规模和布局的变迁集中体现了社会诸多领域的变化。和商代早期相比,晚商都城的规模明显扩大,不再修建城墙,宫室建筑和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布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葬俗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现象意味着晚商都城的人口有了较大增长,行政管理体系更趋复杂化,王权有了较大的发展,宗教和祭祀活动得到了更多的重视,王权和神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商代海贝性质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商代海贝或者仿海贝是中国货币的最初阶段,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商代海贝来看,出土情况复杂,无法从考古材料上对商代已经出现货币的观点给予支持;相反,从大量商代海贝密集出土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海贝是殷商时期大量使用的装饰品,最初仅仅作为财富的象征,甚至是在一定程度还可以起到辨别不同人群的功能;同时不排除西周以后货贝演化为货币的可能性。     

试论商代的蚕丝业

我国的蚕丝业源远流长，商代把蚕丝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文从文献、甲骨文、考古资料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商代蚕丝业的发展水平。     

试论商代的交通

商代已有交通道路的开辟,且筑路区域广阔。在商代,陆上交通工具主要是牛车、马车,水上交通工具舟船已有船桨、船帆。道路的开辟和修筑,水陆交通工具的使用,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了条件。这些因素使商王朝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中国王权与西欧国家王权之比较

史实表明,中国王权是不受限制的,西欧国家王权是受到限制的。这种巨大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欧国家历史起点存异,对王权监督制约机制之有与无,抗衡王权的新思想、新理论之有与无。     

墨家的专制主义

20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完全是由韩非集其大成的法家学说”,而不是孔孟之道。(见本刊1980年第4期,又见《新华文摘》1981年第3期)。近年读《墨子》,始觉法家亦非始作俑者,我国专制主义思想其实导源于墨家。可是,墨家学说古称“役夫之道”、“贱人之所为”,近世更被不少学者誉为代表劳动人民,何以会宣扬并奉行专制主义,颇令人难以置信。然细绎原文,似又不容置疑,以是略陈管见,敬祈读者教正。一墨子指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     

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专制制度的演变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专制制度迅速向资产阶级君主制演变。这种演变既表现为专制制度社会基础的变化,也表现为俄国政权机构的变化,某些政府部门(财政部)日益资产阶级化了。据此作者认为在1861～1904年间,俄国专制制度发生了部分质变。     

略论商代的商业与货币

商代尤其是迁殷以后进入了我国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快速的发展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剩余产品不断增加 ,商品交换活动逐渐频繁 ,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业在商代国家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     

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关于中国城市形成的年代,学术界争议颇多,关键是对城市内涵的理解不一。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有机结合体。以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考察,可见发现,商代既有作为阶级对抗的防御设施——城墙或壕沟,又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市";既有贵族、平民、奴隶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又有兴旺发达的工商业,从而使"城"真正成为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准此,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     

从卜辞看殷商时期上帝的性质

殷商时期的帝对风、雨、雷等自然天象有控制权,也有随意降予商王国自然灾害与人事灾害的主动权。帝与殷商时期的一些自然神和商王的先祖有上下统属关系,帝是商人崇拜的至上神。殷商时期所崇拜的帝不享受祭祀,其与商族无血缘关系。商代至上神帝的信仰源于人们对天空至高无上神秘力量的敬畏。     

群体选择中的弱独裁原则

从一开始,群体选择理论就受到否定性结论的缠绕,这些否定性结论的本质在于选择理论中不存在“理性”选择过程满足所有的“自然的”、可能的要求必备的条件,所以每个选择过程至少存在一些缺点。偏好选择情结先天在根植于人类的大脑之中,尤其更为根深蒂固地存在决策者的思想中。偏好选择情结是说,面临选择时人们总是选择优于或无差异于其它方案的某个方案。偏好选择情结被认为是理性选择原则。理性选择定理给出了群体及成员所接受的寻求满意方案的方法。然而,通过分析理性选择定理在一些特殊事例中的应用,得出作为理性选择原则的偏好选择情结是弱独裁原则。     

商代外服制探讨

作者支持商代外服制为一种典型的指定服役制度的观点。商代外服制是由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制阶段各氏族、部落的自然分工与相互之间的协作发展而来的。殷商王朝候、甸、男、卫外服制在具体内容和实质方面颇类似辽代的指定服役制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殷商王朝的外服制在商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于巩固以商王为共主的等级秩序和有效地加强对四土及周边地区的经营管理及组织起以商王朝为主体的原始联盟制的早期国家方面确实发挥着宏观的社会调控、初级的行政管理、文化交流与传播等诸多重要的社会功能。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商代档案管理制度研究

商代是我国灿烂文化的奠基者,在档案事业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贡献,不但甲骨档案被视为中国目前保存的最古老的档案,而且商代的档案工作非常发达,从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对于后世档案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

金文中,作器者分别以7种名义为出嫁女铸媵器.有些铭文虽无“媵”字,但从内容上大致可以推定其为媵器.两女同时被媵送时,其中一女是作为异姓他国来媵的媵妾.两个出嫁女的称谓可能铸于同一媵器之中,也可能分别铸于不同的媵器之中.周代这种异姓嫡媵婚制,使周代女性地位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