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皇帝梦”天数问题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读史札记”栏发表的李永璞同志《袁世凯做皇帝天数的订正》一文认为,袁世凯做皇帝的天数,根据他复辟帝制的史实进行计算,因起算的日期不同,可有两说:从他于1915年12月12日承认帝位之日起至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102天;从他于1916年1月1日改元“洪宪”之日起至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82天,“两说均不悖史实,合于惯例,皆可成立”。但     

护国战争与旧桂系的兴亡

爆发于1915年12月的护国战争,是一次以捍卫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战争,它是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护国运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辛亥革命与云贵讨袁斗争

1915年11月12日,国贼袁世凯就皇帝位,改中华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反袁,兵力不过三千,粮饷不足两月,地处边远的云南,由于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使袁世凯手足无措,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中死去了。     

吴玉章与中国Y.C团的创建及其马克思主义宣传

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Y．C团)是吴玉章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与杨阁公等人在四川创建的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党,是吴玉章等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组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有益尝试。本文就吴玉章与中国Y．C团的创建及其在此期间吴玉章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所作出的贡献略作论述。吴玉章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时就开始接触西方社会主义学说,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明令通辑,亡命法国,他放弃学工程技术,改学政     

試論1912—1915年袁世凱政权的性质

史学界对1912—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近四年的政权性质或避而不谈。或笼统地冠以“反动统治”而了事。笔者综合研究分析了反映1912一1915年袁世凯政权性质的诸要素。认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政权仍属资产阶级性质。不揣冒昧,略陈管见,祈请识者指正。     

虚幻的有效性——洪宪帝制终结的政治思考

洪宪帝制是袁世凯试图借用帝制权威的传统合法性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以求政权稳定和延续的体制选择。这一体制选择由于突破了近代社会“合法性”的限度,完全丧失了构建政治社会秩序的价值和能力,因而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同样成了袁世凯帝制政权终结的催命符。     

一九一五年唐继尧任可澄致袁世凯漾电的考证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并于1915年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同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各省先后响应。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即崩溃瓦解。关于这一段护国运动历史,已有不少论述,但对1915年云南都督府将军唐继尧、巡按史任可澄发表的劝告袁世凯取消帝制的漾电的内容竟有差异。例如,由云龙的《护国运动史稿》、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等书所引用的漾电与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以及中国社会     

浅谈吴玉章的德育思想

吴玉章既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早在1915年他就发起成立“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他在法国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同法国教育界人士成立了“华法教育学会”。后来又在北京、保定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负责组织当时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使大批革命青年都有机会参加学习。1922年他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又在重庆大溪沟创办“中法学校”。后来又在苏联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继后又任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洪宪时梁士诒密电签名是他人所为

多年来,史学界一直认为,1915年袁世凯筹备帝制登场时,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等十人曾经向全国各省将军、巡抚先后发出一批密电,传示主子袁世凯的命令,按袁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促各省一律拥护袁世凯称帝。如:刘厚生的《张謇传记》、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谢本书等著的《护国运动史》等均持这一看法。但笔者根据所接触的史料来看,这一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试析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在袁世凯称帝的紧锣密鼓声中,《大中华》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此文道出了“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反对帝制复辟的心声,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公开宣告了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决裂。辛亥革命前一贯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何以要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辛亥革命后与袁世凯一度亲密合作的梁启超为什么这时举起了反袁护国旗帜?倘对梁启超参加反袁护国的原因作点分析,即不仅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且有助于对梁启超在这段历史中的功过作出正确评价。一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确有过一段不短的合作。这既反映了袁世凯为对付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惜倾心拉扰立宪派,以壮大自己力量之事实;也反映了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在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倾向。     

关于周学熙资本集团性质的变化问题——与姜铎同志商榷

姜铎同志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读后,受益匪浅。但文章中引用有关周学熙资本集团由官僚买办资本转化为民族资本一节的材料与事实有出入,特提出辩正,不妥之处,请姜铎同志指教。 (一) 姜铎文章中说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创办于1915年,不准确。周学熙的确是在1915年重长财政后,提出了筹设华新纺织公司和中国实业银行的建议。但因帝制问题和袁世凯死后北洋政     

袁世凯称帝的心理悲剧

1916年袁世凯制造的"洪宪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丑剧,也是袁世凯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袁世凯称帝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酝酿所造成的,观察其帝制自为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袁世凯称帝跟列强的怂恿,个人的迷信思想、权利欲望,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断割的联系。这些因素对袁世凯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促使他丢掉"共和"的面具,无所顾忌的恢复帝制,造成了近代中国改良主义的失败。     

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出于种种目的,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向中国建立初步近代金融体系的方向上有所迈进。然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反动政治行为引发了“京钞风潮”,不仅打断了币制改革的进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场的狂澜迭起。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动荡,最后也构成了袁世凯政府覆灭的重要原因。同时,“京钞风潮”并未随袁世凯之死而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中行因在平息“京钞风潮”中功不可没,使之作为国家银行的地位更加巩固,难以动摇。     

湘西护国战争浅探

袁世凯自从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便处心积虑地篡夺革命成果,实行专制独裁。一九一三年,南方六省发动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至一九一五年秋冬,先后发起筹安会和举行登基大典,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于是一场反对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国体的“护国战争”爆发了。护国战争始起于云南,先后波及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省。本文仪就护国战争在湖南湘西战场上的情况作一点浅探。     

严复与袁世凯

严复，学贯中西，“于中学西学皆一流人物”，翻译《天演论》，鼓吹进化说，被人称之为启蒙大师，文化巨匠；袁世凯，一介武夫，一代枭雄，出卖康、梁，玩弄孙、黄，复辟帝制，终为世人所唾弃。可是，袁世凯酝酿帝制，在其舆论机构“筹安会”中，严复却榜上有名，为袁世凯张目，为时人所不解。那么，是什么契机将严袁二人系在一起，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本文试图通过对严复与袁世凯关系、严袁恩怨的探讨，来揭开这个百年之谜。一、严衰交往时人陈宝琛在为严复撰写的《墓志铭》中说：“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士诒功过评说纷纭

通讯员张富强报道:在1989年12月召开的梁士诒史料征集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活跃于清末民初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梁士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下列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 一、关于对梁士诒的定性。一种观点认为,梁士诒长期追随袁世凯,权位显赫,有“二总统”之称,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改制称帝竭尽犬马之劳。袁世凯倒台后,又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显要官职,曾被孙中山斥为“帝制罪魁之一”,“伪国务总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既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悲剧 ,更是袁世凯个人生命历程中一个最大败笔。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考察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也可以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既有其历史的必然 ,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在其中起到发酵、促进的作用。     

陈宦入川及其“清乡”活动

1915年,袁世凯在其正式称帝前夕,为了控制西南地区,统一地方势力,处心积虑,选派了他的亲信,号称“军事智囊”陈宦,率重兵入川,以控制四川并镇慑邻省滇黔。陈宦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重用下,为其主子图川,竭尽全力,大效犬马之劳,尤以发动所谓“剿匪清乡”,更为世人所瞩目,使四川人民深受其害。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背景

<正> 前言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举世闻名的李大钊,在他的青年时代,曾于一九一四年前后至一九一六年夏季留学日本。在这个期间,中国由内政到外交相继发生了日本对华要求签定“二十一条”(一九一五年一月)和袁世凯帝制运动的具体化(由一九一五年八月起)这样两起重大政治事件。对此,李大钊组织了留日学生总会并积极进行反“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他否定了留日前所谓“言治期”拥护袁世凯的立场,继续进行变革观的探索,之后产生了促使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被称为“民彝”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