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接力──“世纪之交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清年学者座谈会综述

由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福建省委员会、福建台湾文化研究中心和《台港文学选刊感志社联合主办的“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于今年4月下旬在福州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福建、香港、澳门的青年学者和部分被邀请的中老年学者三十多人。会议就so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文学研究新热点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如何走向新的世纪，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如果以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作为起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迄今已有15…     

一体与多元中心:响应周宁的《走向一体化的世界华文文学》

1986年年底,我出席深圳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当时对会议名称中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一辞颇有意见.当时在一次的讨论场合中表示,从环球的华文文学角度来说,文学有多个中心,以"海外华文文学"来称呼中国以外的文学,有以中国为唯一中心之嫌,并不恰当.记得当时持有同样意见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另一位教授.80年代,当时新加坡为了让世界文学走向新加坡,每年度举办国际华文文艺营,邀请世界各地文艺名家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这名称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讨论会的发言中曾建议采用"国际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名称.不过这建议并没有得到举办当局的接受.其后1989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四次会议,1991年在广东中山举办的第五次会议,都沿用"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名称,一直到1993年举办的第六次会议,才改名称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一直沿用到2002年的第十二届会议.     

学科命名的方式与意义--关于"跨区域华文文学"之我见

刘俊先生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取代通行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概念,但我认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应该不限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它应该是中国文学(含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和跨区域华人文学(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华裔文学)的总称。就学科而言,“跨区域华文文学”应包含“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两个二级学科的内容。     

左翼文学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文化语境

商业化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滋生地,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上海三十年代初文学商业化趋势有密切关系.借助上海成熟的文化市场、商业化的生产传播方式,左翼文学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蔚成大观.30年代以后,一方面文学审美风尚的变迁,读者对此类作品的需求减弱;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图书审查制度,大大压缩了左翼文学的生存空间,种种因素导致左翼文学从创作到出版的式微.     

"纯文学"视野下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收获》《朝花夕拾》栏目略析

1986年到1990年间,《收获》开设了专门引荐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专栏《朝花夕拾》,"专栏"的传播策略强化了"纯文学观"的内涵与重要性,体现了杂志富有个性的传播理念;但这种"纯文学观"作为一种整体的传播视野,却对大陆学界定位与研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不利影响。     

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正式出版

暨南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潘亚暾主编,潘亚暾、翁光宇、卢菁光三人共同编著的《台港文学导论》,已于1990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国家教委选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也是此学科中第一部全国性的正式教材。《台港文学导论》具有五个显著的特点:1、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全面评介了台湾文     

"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它日益突显的局限。本文试图以一种新的思路来重新界定这一文学,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并给出了新命名的理由。     

竞气相期 中华儿女——第三届全国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述评

<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下旬,第三届全国台港、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隆重举行。四十多位台港与海外代表同一百多位内地代表欢聚一堂。会议热烈和谐,学术气氛浓厚,较有成果。 一 对研究现状的估价 本届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多篇,显示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成果。与第二届讨论会相比较,目前的研究已表现出很好的发展趋势: 1.从微观的研究向宏观的研究发展 如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已有学者站在美学的层次,研究“台湾当代小说的审美追求”;或站在时代的层次,研究台湾八十年代的政治小说,评价“台湾现实文学的再开发”及近期台湾小说的创新;或站在历史的层次,“观今古之通变”,对台湾     

论三十年代先锋文学思潮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左翼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无疑是“一战”前后最流行的、最前卫的先锋文学思潮,就像战后出现的机械生活--车流灯影、广告牌、鸡尾酒、电影、咖啡馆等现代人热衷享受的一切新事物一样,左翼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带给人们认识上和情感上的冲击也是难以描述的。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思潮中,左翼文学思潮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都是作为先锋文学思潮引进中国的,共同促进了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的建设。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鲁迅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批评

对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认识不足,主要缘于对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缺乏认识,同时与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芜杂性"直接相关。鲁迅注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文学批评是在与这种"芜杂性"的对立中发展起来的,鲁迅1930年代的文学批评直接推动了左翼文学和左翼文学批评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体现了左翼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七月派“人本思想”与世界文学因素

七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由于长期被划为左翼文学之“异者”,其独特价值迄今被淡而化之.七月派作家群体是左翼文学的一支,但在左翼文学独尊文坛的时候又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七月派文学的核心价值是“人本思想”,其精神资源与19世纪西方文学密切相关.七月派赋予了中国左翼文学一个开放性视野和超越的品格.研究七月派文学不仅需要现当代的文学视域,更需要世界文学的视域.     

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斐然。人们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认为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成为当前关注的核心问题。学科的疆界,本来是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划分出来的,这一进程的深化,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对文学研究诸多问题的回归与超越,一方面是对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而最终的目标,是尽早步入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新世纪的文学研究在转型期的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诸多方面。     

战争夹缝中的现代性追求--以西南联合大学作家创作为中心

在中国抗战进入到最艰苦时期、文坛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以西南联大作家为代表的艺术探索者们仍然大胆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了与世界先锋文学同步的姿态。他们不仅在现代意识,而且在现代艺术形式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批判的批判

对反本质主义的批判进行必要的再批判,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反本质主义者所简单归结的同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而在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中国文学理论也应该有所建构,不应走向反本质主义者那样的极端解构,而是应通过个人写作模式进行开放而多元的本质个性化建构,并有利于走出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从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     

维新变法:中国文学转换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规律

古代中国文学在维新变法前后向现代文学开始全面转换,其前提是世界文学的背景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所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不只是单一的文学作品而是全方位的:创作主体的现代化是关键所在,文学观念更新先行或并行于创作实践,创作实绩乃文学现代性的复杂载体,四大文体组成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转换的重要维度,而中体西用则是中国文学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鲁迅文艺观和文艺实践

本文从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的文艺观和文艺实践。以此说明,由于环境的变化、时代的影响和论争的需要,鲁迅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亲密接触,这种接触与他以往的知识经验和人生体验参合印证,融会贯通,不仅增强了他的文艺现的科学性和辩证色彩,使他的文艺观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