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论中原晚清“丁戊奇荒”赈济的多元化

"丁戊奇荒"被认为是晚清最惨烈的饥荒。它直接波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直隶五省,连苏、皖、川、陇四省也受其影响。其中河南是名副其实的重灾区,"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下,清廷开始了吃力的官方救济。鉴于当时国力颓废、财政吃紧、仓储不足,虽然这种救济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达和资讯流通的自由弥补了这一缺陷。这表现在江南士绅的"义赈"和国际力量的"洋赈"所发挥的作用上,没有这些力量的参与,饥荒势必会更加恶化。这种多元化的赈济形式对现代的灾后救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试评晚清义赈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在晚清救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的热情。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慈善赈济与近代中国——试论慈善赈济对中国近代社会秩序的矫正功能

自古以来,各类灾害就与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灾荒赈济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灾荒赈济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官赈还是义赈,都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矫正器”作用。近代中国慈善赈济的社会矫正作用是其基本功能,其实际作用的大小与社会多重变量关系紧密,但政府治理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作用尤为关键。在慈善赈济活动中,官赈和义赈的竞合协同在近代中国是时常呈现的实态,也是传承至今值得继续弘扬的宝贵经验。     

略论经元善的赈灾主张

经元善不但是位赈灾实干家,而且在赈灾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他的兴修水利,标本兼治的思想;教养并重的思想;官赈、义赈并举的思想都极大地发展了传统的赈灾思想,具有近代的特征.     

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研究——以乾隆朝“勘不成灾”制度为例

"勘不成灾"是达不到赈济标准的灾荒,历代均不予救济,凸显了传统赈灾制度的缺陷。清代在总结传统灾赈制度的基础上对"勘不成灾"进行赈济并将其制度化,雍正朝开始对"勘不成灾"制度的建设,乾隆朝予以完善,促成了清代赈灾制度的外化并使其发挥了较好的社会效用,如缓征、分年带征、折征及就地抚恤、酌量赈给银米、蠲免积欠钱粮、借贷、以工代赈等赈济措施,对原本不能享受赈济的灾区的经济恢复产生了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清代灾赈制度走向中国传统灾赈制度巅峰的重要因素。     

助赈彩票:传统道义的近代关怀——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

彩票是一舶来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实为仿效外洋吕宋票而产生。晚清"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的出现则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出现提供了资源支持。正是假"义赈"所需,促成了中国近代彩票的早期萌芽。     

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

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清代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赈济生员之银米来源、生员赈济之查报、发放,同居的直系亲属之赈济亦与齐民有别。但生员赈济的标准与普通贫民基本相同。饥荒期间,生员群体的操守遭遇严峻挑战。捏报、虚开贫生户数、口数、多领赈票,甚至“以不得赈为无能”、闹赈等现象的发生,表明不少生员已经难以成为道德的楷模,甚者更不惜沦落反面。进一步反映出明清生员群体膨胀,功名出路壅滞以及荒政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

光绪年间河南灾荒中的官赈特点如下:一是传统赈灾手段滞后,二是资金来源日益社会化,三是地方救灾任务加重,四是重视对灾时社会秩序的维持与重建,此外则是遇灾时多有振兴赈务之举。总体上说,官赈救济效果不佳,此中原因首先在于光绪时期,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已元气大伤;再就是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不力。     

重利尚义:中国近代彩票的社会文化背景浅析

晚清本土彩票属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直接仿效西洋吕宋票而创设;另一方面,晚清彩票的兴起尽管体现了国人的一种逐利行为,但也有传统道义文化的支撑,即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射彩之法区别开来,从而使其在性质上属于近代新生事物。     

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探析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湖南连年遇荒,灾情严峻。在湖南巡抚任内,陈宝箴于社会赈济用力甚勤,其赈务是围绕其社会赈济思想而展开。陈宝箴的社会赈济思想主要体现为恤赈、协赈、代赈、励赈。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赈济传统,是对中国传统赈济思想的继承,也提炼于其本人多年从事赈务的实际经验。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的实施,对于缓解湖南当时的灾情是非常必要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价值。但是,由于晚清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陈宝箴社会赈济思想在实践效果上是不尽理想的。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1920年烟潍路工赈述论

我国北方五省1920年发生特大旱灾。灾情发生后,国内外救济机构和团体对救灾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实施救济。在有关方面的建议下,北京政府交通部利用所辖的路、电、邮、航四政附收赈款筹集资金,采用以工代赈方式修筑烟台至潍县公路。可工程开工后不久,由于交通部把持赈款,引发社会不满,遭到舆论抨击,不得不将所收的一半赈款用来办理急赈,这对工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烟潍路工赈在取得成绩时,也存在工程离灾区过远、赈济人数太少、拖欠工资和地价、管理不够完善等诸多问题。     

“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

清光绪初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山西地区不仅旱灾持续时间长而且夹杂着狼灾、鼠灾及各种瘟疫等,灾情之烈无以复加,堪称华北五省之最。突如其来的特大灾荒给山西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饿殍遍野、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丁戊奇荒”中出现的官赈、商赈、教赈等联合救灾的模式,其成效虽不理想,但却证明了中国传统荒政的衰败,促进了近代慈善理念的“西学东渐”和中国传统救灾模式的本土化、规模化、正规化．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整合方式调整的开端．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