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杭州西湖梅花的文化阐释

南宋时期的杭州西湖是中国咏梅史上最重要的时空地域.南宋西湖梅花有着独特意蕴、特殊审美.南宋西湖梅花,是堪破帝都风月繁华的"美人",蕴蓄着中国咏梅史上最好的审美形态,同时作为审美与意蕴最佳的正反两面观照,完成了林逋对人世静谧永恒关怀的"高士"范型,成就了林逋及梅花在中国咏梅史上的最高文化品象.     

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

民初全国规模的国货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国货展览会层出不穷。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在国货运动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它是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开展国货运动的重要手段,对中国实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作用重大。     

杭州西湖孤山梅花名胜考

孤山梅花始盛于中唐,有梅株遗传至宋初。林逋生前孤山隐所植梅不多,整个北宋时期孤山梅花分布也极有限。南宋孤山皇家园林植梅盛极一时,凉堂、西村植梅都有数百株。元初孤山梅株被毁,元顺帝至元五年江浙儒学提举余谦修葺林逋墓,建亭植梅以为纪念,奠定了后世孤山林逋遗迹纪念性植梅的基本格局。林逋植梅三百六十株的说法出现于万历年间,应是基于元明以来林逋墓地植梅规模的一种想象,没有史实依据。     

"断桥"考

名为"断桥"而实不断的现象并非杭州西湖断桥所独有,而是广泛见载于唐以来的诗文作品中.其本义乃指渔人为方便用簖捕捉鱼蟹等而设的简易梁桥,亦可行人,或写作簖桥("簖"为"断"的后起分别文).断桥在文人的作品中逐渐被赋予了别离、隐逸以及结缘爱情等象征意义.     

杨孟瑛浚复杭州西湖的时间及罢官原因考

本文首先考证了杨孟瑛的《浚复西湖录》并非伪书,而是流传有绪的可靠刻本。在此基础上,以数条确凿的史料,证明杨氏浚复杭州西湖是在正德元年,而非有的志书误记的正德三年。本文认为,杨孟瑛浚湖后因为请谢迁写了《杭州府修复西湖碑》,无意中卷入党争,得罪了当时专权的刘瑾;而浚湖采取的一些强硬措施得罪了地方豪强;再加正德四年浙江恰逢大灾而财政紧张,正好坐实了浚湖"滥用国帑"的口实,遂致罢官。     

天时·地利·人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成功举办的启示

1929年在杭州举行的西湖博览会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展品丰富,参会者踊跃,观众反响强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真正开了中国博览会的先河.西湖博览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主办方超前的眼光和理念,充分的筹备和规范的操作,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民众的踊跃参与,是最重要的原因.     

依声制辞——试论杨维桢首倡的西湖竹枝词创作与《西湖竹枝集》的编录

元代时,《竹枝》是南方地区较流行的一种曲调。杨维桢在西湖首倡《竹枝》,他的创作宣言就已标明了他是继承了刘禹锡"依声制辞"的创作模式。后来,杨维桢编录《西湖竹枝集》时也是遵循了"倚声"标准的。     

论明代文化管制的失控——以西湖小说为例

明代文化政策对西湖小说管制的失控当缘于多方面的原因,如社会思潮变化、士人审美趣味转向、小说自身发展规律、当政者的行为引导、政权运作体系坏损,等等。若就对朝廷的政权运作而言,西湖小说裹挟的这些违禁内容于朱明王朝的治化不利,若就西湖小说本身的发展而言,则有利于其丰富和多元,值得肯定。     

从西湖文化生态谈景区档案文化建设

景区档案文化是整个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映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挖掘、再升华、再创造。以西湖文化生态为背景，剖析西湖文化生态对景区档案文化建设的启示，得出景区档案文化建设的路径及策略分析。     

雍正《西湖志》的文学史料价值

清代雍正九年浙江总督李卫主持编修的《西湖志》搜罗众书,记述精确,在方志之中可称典范。此书于湖中景物与古今著述,无美不收,记载了大量关于西湖古代文学作品及创作评论史料,是西湖文学之大典。     

杭州茶文化旅游开发研究

杭州是我国也是世界茶文化发源地,古老的产茶胜地,保留了古老清新的制茶用茶方式、自然质朴的茶礼、丰富多彩的茶风俗等独特的茶文化。旅游界应更新观念,为杭州茶文化旅游开发创造条件,不断丰富茶文化旅游项目,加强茶文化旅游商品开发,加大宣传促销力度,使杭州茶文化旅游创造出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试述南宋杭州休闲文化的特色

杭州的休闲文化源远流长,南宋时期杭州休闲文化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主要体现在休闲方式多样化、休闲主体多元化、汴京风味浓郁等方面。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钱谦益《西湖杂感》的“记忆”书写及时空层叠

顺治七年五月,钱谦益在杭州写下二十首《西湖杂感》组诗。诗中关于“记忆”的书写展现了复杂的时空层叠状态。钱氏将关于杭州的书写与南京相联系,指向了衣冠南渡的记忆,并将“衣冠南渡”一词进一步赋予了汉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以及清朝剃发改服的指涉。诗中所书写的山脉与建筑都被蒙上了明清之际的易代观感与反清复明的遗民心态,显现诗人对英雄人物的呼唤以及天道好还的循环史观。诗中对友情与爱情的美好追忆,最终都落脚于钱氏关于亡国与降清的核心记忆,并带有集体记忆的意蕴。随着记忆不断侵入现实,现实亦不断勾连记忆,在这种时空层叠的呈现中,钱谦益《西湖杂感》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曾经的此中之人在处理“记忆”时的复杂心绪。     

写其恍惚:论李流芳的西湖山水画风格

西湖是中国山水画的重要母题,自北宋起不同时代的画家都试图用笔墨再现西湖的风韵。晚明嘉定画家李流芳一生创作了大量西湖山水画,其"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反映了晚明文人画家在熟谙山水画史基础上对艺术语言的自觉选择。本文将他的画作置于一个历史坐标中加以分析,这个坐标的纵轴是宋、元、明三代的西湖山水画,横轴则是与李流芳同时期的其他表现西湖风景的作品。这一坐标的构建使读者不仅能对图像再现西湖的历史有简要的认识,也可以更全面地把握以李流芳为代表的晚明西湖山水画的特点。     

盲人的故事

有个商人,常年在外做生意。一次,他打算到一个新地方去发展,便向从那儿来的一个人打听什么货物比较赚钱,那人告诉他檀香在当地卖的价钱很高。商人便用全部的积蓄收购檀香,准备带到那里去销售。     

阿凡提的故事

百姓最快乐的日子 国王问阿凡提：“什么日子,才是我的百姓最欢乐的一天呢？”     

论近代杭州城市化的创新动力

本文通过对近代杭州城市化进程的实证分析 ,论证了政治制度创新是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条件 ,经济技术创新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 ,外部创新因素的输入是城市化的助推力。文章进一步提出在今天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通过创新推进城市化的必要性。     

选本《西湖拾遗》与原作比较研究

《西湖拾遗》是选编有关杭州西湖故事的小说选本,通过对选本与原作比较分析可知,经过选者对所选作品重新编排和修改,将话本小说体制补充完整,小说回目修改为上下两卷对偶整齐,对韵文部分进行改动,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改动使诗词和小说融为一体,增强了小说的魅力。《西湖拾遗》的选编表现了失意文人寄情山水,“西湖”故事与选者心态契合;原作中表现出的“忠”、“孝”观和以道德说教来实现小说的“劝惩”功能得到选者的认同。     

杭州洪氏家族及其家族文化

洪氏家族是宋、明、清时期著名的"钱塘望族",南宋时计有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一品宰相级官4位,明代计有洪钟等一品宰相级官4位、二品尚书级官3位,清代则有大戏曲家洪?,对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有多种历史高峰性的建树,对杭州自宋明以来的地域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学术界对其中的某些个体有一些研究,但未及全部;从家族史和地域文化史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尚在开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