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形象在中国的嬗变

在20世纪的中苏文学交流中,最受中国人关注、作品传播最广泛、影响最大的作家要数高尔基,他在中国的地位与影响没有几个作家可以与之相颉颃。然而他在中国的接受始终伴随了非文学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介入,表现出复杂的接受状貌。高尔基作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个案,生动地展示了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他作为文学家的复杂性,作品的丰富性被抹煞,对他的阅读走向程式化和政治化。这是对他的严重误读,是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之不幸。进入新时期,加诸在文学上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逐渐祛除,文学日益回归自身,高尔基在中国才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然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典范性意义也就此失去。     

高尔基的读书故事

一次,高尔基在烧水时,因读书读得入了迷,没发现水早就烧开了,结果把水壶烧坏了。这下可闯了祸,凶狠的女主人抄起一根松木棍,不容分说就朝高尔基身上打来,一边打一边骂,把高尔基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请医生来看。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的接受

高尔基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著述在中国的译介史表明,20世纪不同时期内我国文学界对他的文学思想的接受具有不同的侧重,其中,存在着某些偏差;20世纪晚期国内评论界对高尔基文学思想也存在某些误解。就这些问题作出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了解高尔基。     

关于高尔基晚年的几个问题

长期以来,在苏联和国外的许多人认为高尔基1928年的回国是屈从于苏联当局的压力、是受了当局的收买。而实际上高尔基的出国是由于健康的原因以及他对国内生活环境感到不满和失望,高尔基即使在国外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而且始终和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他感到兴奋,文艺界传来的信息也使他感到欣慰。同时,意大利的政治气候也使他感到窒息。他的回国是自己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那些认为高尔基回国是为更高声誉和物质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当然也是不值一驳的。     

从底层女性形象看高尔基的妇女解放思想

高尔基的底层女性形象是作家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他打破传统的人物性格模式，从精神发展的过程表现了底层女性争取独立、自由的奋斗历程。他的妇女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拯救与毁灭——高尔基和鲁迅通往革命之路的比较

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1881-1936)和被列宁赞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的高尔基(1868-1936),都有着改造人的灵魂与社会的梦想,不同的是高尔基看重社会革命理想的拯救能力,鲁迅则看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执著于自己的追求,并把改造人的灵魂与社会的希望分别寄托在布尔什维克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上,自己也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尽管两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有着不同的理念与经历,他们通往革命的道路却在相同的本质上揭示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纠缠不清的关系。     

刘师培与小学

刘师培探讨了字义起于字音的根源;提出“古韵同部之字及双声之字多可通用”的新说;卓有成效地将音训运用于校勘实践,纠正名家误说;将小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并联系中外古代社会史进行比照,相互印证。这些都是对先儒的超越。在小学研究史上,刘氏是集大成者,也是从传统研究转向现代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俄罗斯灵魂的对话——高尔基与别尔嘉耶夫民族文化心理观的比较考察

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和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都曾就俄罗斯民族灵魂的双重性、民族心理和民族命运的关系、集体主义和个性主义等问题分别进行过探讨,其观点和结论远不是一致的,但又具有某些联系和交叉,从而构成一种既彼此冲突、又互补互释的对话格局.考察他们各自的见解及其对话关系.对于深入认识20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精神与思想成果,有着显而易见的意叉.     

苦难的童年

高尔基的童年很不幸,五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只好带着他投奔到外祖父家。但外祖父家人口很多,再加上他们母子两个,日子过得很艰难？不幸的是,在高尔基十岁那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外祖父再也无力抚养他,他只好出去当学徒.     

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典范——高尔基《海燕之歌》新论

从世界文学史发展的点位上来看,高尔基的《海燕之歌》是一首现代主义的象征诗歌。诗歌的素材来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诗歌采用的是现代主义的＂整体象征＂艺术技法,而不是传统诗歌的＂局部象征＂艺术技法;诗歌的主题意蕴由读者参与,可以进行缤纷的多元化阐释,而不单单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学评论。《海燕之歌》的文学实践服从于现代主义的象征诗理论,继而决定了它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质。     

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由对鲁卡的价值重估解读高尔基复杂的创作心态

鲁卡是高尔基戏剧代表作《在底层》中的人物形象,以往我国评论界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评价基本持否定态度。但细读作品却发现这些评价有失允当,鲁卡的消极面被夸大,其积极面被严重忽略。这里既有评论界受“左倾”思潮干扰的因素,也有作者自己对这一形象阐释的影响。依据剧作实际对这一人物进行重新评价,对正确认识高尔基的创作将很有价值。     

社会教育在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中扮演的角色——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徒教育为例

由于政府的介入,清末民国时期学徒教育非常发达.不仅表现在实施单位普遍设立,学徒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表现在学徒教育法律的出台,新型学徒教育形式不断出现.这一时期的学徒教育,在一般规定和具体培养措施方面,与传统的学徒教育形成显著差异,开始尝试综合传统学徒教育与新式学校教育的优势,表现出传统学徒教育向现代学徒教育过渡的趋势,大批底层社会民众通过学徒教育实现了地域流动、职业角色变化和社会地位的升迁.     

曹孚与曹孚的教育思想

六十年代初,中央理论工作小组曾把曹孚定为国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组织批判.这次学术批判运动实质上反映了教育领域封闭、教条、僵化与发展、开放、现代化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对立.厘清这一沉寂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公案,彰显曹孚教育思想的地位与影响,是当代教育史研究不容忽略的一个课题.     

苦难中的伟大与崇高——贾平凹小说《古炉》的精神价值

《古炉》是贾平凹2011年最新出版的一部巨著,共64万字。作者以一种舒缓的笔法描述了文革初期的人与事,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投射到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显示了下层人物的伟大与崇高,表现了普通百姓的爱心与宽容,歌颂了动荡环境中山野村民身上所具有的人性美。     

村庄联席会议是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关于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联户代表会议制度的分析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在家庭代表、联户代表、村民监督委员会民主选举基础上,由村党支部主持,村委会、乡镇包村干部、工作区长、镇督导组成员、联户代表参加的村庄联席会议使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得到了落实,建立了长效机制,成为农村政治沟通的有效载体.对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塑造新的社会舆论和风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父母在 不关机

我有下班关手机的习惯。有时狐朋狗友吆喝着打牌,有时领导半夜三更交代任务……这样,时间就归属他人了。我是一个睡意很重的人,若不睡够8小时,浑身都会不舒服,整个人软趴趴的。     

做好培养选拔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工作

党外各方面代表人物层次高、代表性强、数量密集、社会影响大,他们是推动落实“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巩固发展多党合作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二十多年来,党外代表人物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做好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培养选拔工作是新阶段统一战线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现实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同志提出了关于培养选拔党外代表的四个原则,即“抓住源头、打好基础、完善机制、推进选拔”,本文将结合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的特点,从这四个原则出发,就如何培养选拔新一代党外代表人物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孩子在身边真好

有些病,因感觉构不成生命威胁,便直忍,直到忍无可忍,才不得不就医。医生说：你挺能忍的,可以拖这么久,只有手术了。这话好几年前就有医生说过,因为还能忍,又拖延了。而今的病痛迫使我不得不答应。     

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向度

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方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表征出"批判"的内在本质,从而有别于康德哲学之"批判"、黑格尔哲学之"批判"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批判"。马克思立足于全面异化的现代生活,通过"描述"而揭露,通过"揭露"而"批判",通过"批判"而改造,通过改造而实现人的解放、自由与幸福,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性推进的内在理路,从而展现马克思生活哲学批判向度之"事实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科学性"与"革命性",以及"现实性"与"未来性"的内在统一,科学地回答了"何谓批判""如何批判"以及"谁来批判"三个基本问题,由此构成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批判逻辑。     

家庭成为农村政治参与主体的制度化研究——对河南中牟县白沙镇联户代表制度考察

农村领导主体不仅仅是乡村干部和农村精英,按照哲学中主客体关系的划分标准,应当所有人和人格化的组织都应当具有农村领导主体的性质与作用。依据这样的标准,家庭就成为了农村领导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主体。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的联户代表制度的实践证明了家庭作为农村领导主体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同时,体现了家庭作为传统因素的集中代表对于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