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中叶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既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也对乡村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扩张了国家权力的组织边界和功能边界,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间的关系,改变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形成了运动式的乡村治理模式,发明了种种动员技术和治理手段,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也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乡村"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奠定了坚实基础。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事诉讼法制变革原因之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依靠军事力量取得全国统治权,政治的统一为民事诉讼法制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和保证。政治统一又推动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民事诉讼法制变革的现实基础。而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矛盾的转变,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诉讼法制建设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推动或是抑制了民事诉讼法制变革与发展的进程。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权力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权力机构的层控性、党组织领导的一元化、权力阶层的单一性和依附性、权力结构的排他性和稳定性等方面。高度集中型的乡村权力结构破坏了农业生产,阻碍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分化,扭曲了农民的政治参与,激化了乡村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现代化的障碍。     

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主要包括四个人群:乡村基层干部、财富型能人、知识型能人、地方拳头势力,此四个群体之间不同的相互关系塑造出不同的乡村类型;但其共同的"四种人结构"是稳定的,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点,即乡村社会权力的离散化和公共权威的虚拟化.当前的中国乡村社会已深陷于"权力异化"的处境,并且失去了自我塑造公共权威的能力,"整合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核心话题;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整合已经难以通过传统的"乡绅治理"方式予以实现,而更加依靠宏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的变革与完善.     

论政治变革的价值导向与现实选择

政治是同权力、利益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政治变革都必然涉及权力的移位、利益的调整。因而，在专制类型的国家中不可能实现政治的革命性变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制度前提。而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的现实又使这类国家的政治变革面临着不得不正视的困境，要求得政治的真实性进步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导向。市场经济不仅为这类国家提供了经济繁荣的钥匙，也为其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政治必须接纳经济力的冲击，接纳市场经济的价值通则，自觉地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清代赋役制度变革后的地方基层组织

雍正时期开始的以摊丁入地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改革 ,带来了地方基层组织的变革。清朝政府逐步放弃了依靠里甲体系管理乡村的做法 ,里甲组织逐步被保甲组织所取代。这种变化的本质意义在于 ,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清代中期以后 ,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尤其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村职役掌控村庄和农户     

论政治稳定的内涵、支点和保障——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政治稳定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相对平衡的状态.本质上,这种相对平衡状态就是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因此,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是政治稳定的支撑点:国家与社会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和均衡性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以两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不仅引发了上层政治体制的变革,更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动。以公产而言,官督绅办的传统运作模式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然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使乡村权力分配格局不断分化、重构并逐步走向失衡。公产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亦因这种历史变动产生畸变,进而激化乡村内部重重矛盾,促成新的革命运动。考察公产运作模式之时代性变迁,分析这种转变的因果效应与制度根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整个20世纪即革命之世纪历史意涵的认知与体悟。     

乡村集市的政治学解读: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农村,远离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因而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但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为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作为初级市场的乡村集市,长期以来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中,作为农村社会经济交换空间的集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因而,基层市场与农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建国初期乡村政治格局的变迁——以土改运动中农民协会为考察对象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宏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农民协会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近代民俗变革的动力考察——以上海为个案

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民俗是一种重要的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近代以来,民俗变革与秩序稳定、经济发展、文明进步息息相关,国家权力由此介入其中,是政府维护政治统治的传统手段,亦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规定性的产物。本文以上海一地为个案,探讨民俗变革这一政府行为的动力,不仅是梳理民俗变迁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可视为这一时期政府行为的典型案例。     

事务问责与政协政治功能的重建

政协在事务问责与政治问责的运作中存在着功能缺失,因此必须重建政协的政治功能。其目的在于重新厘定政协的权力定位,并对政协与执政党、人大和政府的权限进行规定,使国家权力建制更为健全。这一重建的着力点有三:首先,在政治上,政协应该追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应该掌控在哪些人手里;其次,在权力运行机制上,政协应该追问权力应该由谁来分配以及分配给谁,特别需要关注党际之间的权力分配状态;最后,在权力运行后果上,政协有责任对权力的运行进行绩效评估。在政治实践中,政协政治功能重建应以制度为中心,并从三个向度体现这一重建的内涵:第一是国家基本制度的坐实,包括基本法律条例和体制的完善,良好的法律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塑造;第二是对政协组织方式的有效改进;第三是获得国家与社会对政协新政治功能的认同。     

试论现代政治的法制化要求

所谓现代政治的法制化 ,其实质就是反对政治生活中的“人治” ,让社会政治体系围绕少数的或个人的权力意志旋转 ;实现法制 ,即让社会政治生活按明确的法律规则而有序地运行、发展 ,并使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首要因素就是政治权力主体 ,即权力行使者。因为任何权力都要靠人来掌握、实施。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 ,就是要建立起符合民主和法制要求的产生、更迭和制约权力主体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一 ,现代政治权力主体的法制化首先集中表现在对权力行使者的选拔使用 (即产生 )方…     

国家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以孙中山政治思想为指导开始了国家权力重构过程,其中地方自治作为国家权力重构的重要路径得以迅速开展.但在进入政治实践领域后,孙中山政治思想无法满足南京国民政府适应所处的政治形势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只能从传统政治中寻求有效手段,以至于逐渐背离了孙中山政治思想,导致与专制体制相契合的保甲制在自治的旗帜下得以大行其道.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