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族际通婚研究: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近代以来,川南苗汉从不通婚到在反对中的通婚,再到不反对通婚,这一变迁折射出川南苗族和汉族民族心理的演变过程。汉族对苗族的偏见与歧视,苗族对汉族的不信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自尊,成为阻碍苗汉族际通婚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普及,民族优惠政策的落实,苗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平等的观念深入苗汉群众人心,苗族的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川南苗汉族际通婚逐渐摆脱了历史的心理隔阂。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跨境电商、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

全球互联网经济时代，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除了华商网络、制度环境与经济因素外，还有跨境电商。通过分析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和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华商网络会正向促进中国企业OFDI。（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有正面的积极效应。（3）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相较于B2C跨境电商贸易，B2B跨境电商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大；相较于跨境电商进口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显著。     

全球化、国家能力分化与民族冲突

全球化为当代民族冲突创造了新的激励结构。全球化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国家能力分化以及权力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分离。国家部门的、地域的以及社会的分化凸显对于某些民族的歧视性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表达结构。民族冲突是治理和制度危机的信号,民族冲突管理应该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干预策略转变成以治理为中心的干预策略。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

近些年来,民族关系研究又成为热点,从去政治化的争鸣[1]到新清史的论战,[2]彰显了人群关系中民族关系的特殊性。本文认为,国内有关民族关系的讨论存在几个值得改善的地方:只看别人不看自己,把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其他民族;平面地看问题,不联系历史,不联系背景;不考虑感情,不考虑美德和正义,不考虑尊严;拒绝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对话。因此,把内视、自觉与正义引入民族关系研究刻不容缓。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没有各民族关系的和谐,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和谐。要深刻认识当前我国民族关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依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结合民族工作实际,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巩固和发展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身份隐匿、族群分化与同性恋运动

由于利益表达渠道缺失、社会歧视、文化偏见与制度压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性恋族群内部缺乏集体认同感,自我分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主体的不可见性和族群认同感薄弱,进而无法共享统一的集体身份与文化。身份隐匿和族群分化状况下的同性恋运动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是非抗争性的同性恋运动;另一种是同性恋消费主义,即“粉红经济”,它彰显了同性恋运动的政治-经济场域转换。同性恋族群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自我特征决定了其社会运动状态,非抗争性的符号表达和文化介入、表现方式的日常生活化（如家庭出柜）以及同性恋消费主义的渗透等,都可以被视作本土性的同性恋认同方式和运动模式。     

文化想像、身份追寻与“差异性” 的文化价值取向 ——论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价值与路向

 通过对民族电影、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及少数民族电影等概念进行厘清与界定,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可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分别有其不同的文化想像、身份追寻、意识形态表征等文化价值取向。此外,还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特质与电影文化民族异质性的全球化表达策略两个方面,探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文化价值的取向与方略,以期寻求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对策与路向。   　
     

论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变量及路径选择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变量的制约,使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为此,必须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方面科学地选择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路径,以推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实践路径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民族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发展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可实现的行动空间及空间生产基础,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即各民族交往的物质空间生产是基于共同利益与互惠发展的经济交往、各民族交流的符号空间生产是注重共有价值和情感寄托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交融的精神空间生产是强调生活互嵌和共生体验的精神交融。基于此,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应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交往,构建以平衡互惠为原则的多民族经济圈;促进民族乡土文化交流,发展以情感共鸣为重心的乡村文化中心;深化各族群众生活交融,规划以结构互嵌为内核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上述路径,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     

旅游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贵州安顺屯堡是明朝洪武年间为平定西南,朝廷派驻军队而形成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对隔离的区域。本文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实地调查现状分析屯堡的族群以及族群意识的变迁。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屯堡族群意识从强化到弱化,在旅游开发中,随着屯堡文化成为发展旅游的支柱产业,从旅游开发中看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族群认同重新被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被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的变迁,从对立到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当前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也逐渐走向和谐。     

试论深化民族高等院校教学管理改革

民族高等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的最高层次 ,同时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创办民族高等院校的宗旨 ,即通过民族高等院校 ,培养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急需高等专门人才。教学工作 ,则是民族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其各个环节 ,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教学管理是促使教学工作和教学活动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教育各项改革的深入 ,教学管理的改革也日趋迫切 ,民族高等院校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