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述评

兀是我国中古时代后期,由兄弟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个近百年历史的重要封建王朝。 明初所修《元史》一书,凡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记载这一王朝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但成书仓促,史料蒐集不周,且出众手,在编篡上谬误疏漏较多,问世后,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期间,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阮元等学者,都曾对它加以指摘。顾氏说“本纪有脱漏月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朱氏说“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乘谬之甚者”。钱氏为清代最精博的学者,对元史研究下过很大的工夫,对《元史》深为不满,指出《元史》两开史局,合起来不过三百三十一天,“古今史成之速,无如《元史》者,而文之陋漏,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于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王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书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二传。宰相表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漏若此,固无暇论其文之工拙矣”!     

你知道吗?

“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云南通志》载:“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祥云县志》亦载;“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二是见《辞海》注:“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在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称云南境域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置云南县(今祥云县云     

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

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说:“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回,已明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是印度通西蜀的道路,较之河西走廊通道,反在其前。可是当时王朝,要正式开发这一路线时,“又皆闭昆明莫能通”。而典籍内,却又经常提到天竺与西蜀的直接往来。如: 一、《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说:“(西洱河)其地西北去巂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二、《高僧传》卷七说:“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持节精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敬信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遂以金赎之。即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普乐寺的建筑艺术及其密宗哲学

一、普乐寺建立的历史背景平定准噶尔胜利后的十年,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乾隆帝为什么又在承德避暑山庄东部建设一座普乐寺呢?根据他自己在《普乐寺碑记》中说,是因为: “惟大蒙之俗,素崇黄教,将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成之。且每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觐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有以遂其仰瞻,只其肃恭,俾满所欲,无二心焉。”“而命之普乐者,既以自慰,且重以自勖。”     

炳灵寺第70窟南壁所见番僧身份考

甘肃永靖炳灵寺第70窟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相对完整的明代重修洞窟之一,其南壁东侧下方绘有三身墨书题记番僧形象。文章对此处题为“锁南藏卜”的番僧进行了身份考证,证明其为明代格鲁派大慈法王徒裔,即炳灵寺《重修古刹灵岩寺碑记》中所载“弘化、显庆二寺灌顶大国师”。明廷为大慈法王敕建之弘化寺今已无存,因而该窟中所见弘化寺番僧无疑是研究明代汉藏交流史、炳灵寺一带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播情形的一处重要实例。     

外国电影中的藏文化“刻板印象”

文章以《喜马拉雅》、《盐程万里》、《色戒》、《旅行者与魔术师》等国外新近有关藏族文化的电影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分析了藏文化意象在这些电影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文章认为,当代藏文化电影作品延续了过去西方白人文化的“香格里拉”印象,在现代文化的“他者”之维上,继续加强了藏文化作为文化另类的形象塑造。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在藏族文化认同方面有双重影响: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播,同时又形成了藏文化未来发展的障碍。     

噶伦官职

西藏地方始设噶伦一职,为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其时清廷派员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入藏,遂封康济鼐等为噶隆(伦),协助达赖喇嘛等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后因“阿尔布巴之乱”,公元1728年改由颇罗鼐个人掌权。其逝世后,传位于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总理全藏事务的“多罗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被平息后,清廷废除郡王、贝子办理藏事之制,在西藏正式建立了噶     

尤人是瑶族的主源初探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写过专著和论文。归纳各家观点,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以《山海经·大荒东径》一书中说“帝舜生戏,戏生摇”,“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国,姚姓。”和《越绝书》中说“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等,得出“瑶”亦“摇”、“姚”;一是从《粤述》中说:“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极,从人尧声。”得出“瑶”亦“焦侥”;一是以《隋书·地理志》中说:“长沙郡又杂夷蜒,名曰     

刘智思想与西道堂

《古兰经》启示:“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明灯。”穆罕默德亦说:“我逝世后,圣道将要混灭,谁复兴我的道路,谁便能得到实行圣道者的代价,毫无减     

西域祆教文明

祆教,即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六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得(Zoroa-ster)创建.因该教拜火,以火光代表至善之神崇拜,故名“拜火教”,同时,该教还拜日月星辰,故又名“祆教”.公元三世纪,波斯萨珊朝时,定火祆为国教,一时在中亚地区盛行.公元七世纪,大食(即阿拉伯)统治波斯后,伊斯兰教取胜,迫使祆教徒大批东移.一、祆教的传入与兴盛祆教传入中原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六世纪,即波斯邻近的滑国于公元516年通梁之时.但是,祆教传入西域应早于这个时间.据《魏书》卷101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北史》卷97与此载同.《魏书》卷102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周书》卷50与此载同.     

《吐蕃传》地名考释(二)

九松州《旧唐书·吐蕃传》“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按吐蕃产金无帛。按藏人自己的史书与《新唐书》当作“金甲”。)云来迎公主。”“松州”是今松潘县治,毫无问题。传云“顿于松州西境”未确指何地。按藏人传说,是顿兵于阿坝     

《吐蕃传》地名考释(五)

四、良非川战役相关地名《新传》:“仪凤四年(679)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钦陵复擅政,使大臣来告丧。帝遣使者往会葬。明年(680年),赞婆、素和贵率兵三万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与战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以精骑三千夜捣其营。赞婆惧,引去”。《旧传》作“黑齿常之破吐蕃大将赞婆、素和贵于良非川,杀获二千余级,吐蕃遂引退。”(叙在仪凤四年前。)查黑齿常之本传云:“仪凤三年,……贼酋跋地设弃军走。帝叹其才,擢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赐金帛等。进为河源军副使。”此谓承风岭之役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

元代西北诸王海都前后三次自西域斡端(今新疆和田)南下进扰西藏地界,分别是止贡之变、元贞元年(1295)之乱、延祐六年(1319)之乱。藏文史料仅有“止贡之变”的记载,且一些史书将“止贡之变”与元贞元年海都属下亦怜真进扰西藏混淆为一。结合汉藏史料可知,元贞元年之乱与止贡之变是海都不同时间段的两次扰藏行为,并非同一次,止贡之变结束于1290年。前两次领兵进藏平叛诸王是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铁木儿不花,第三次为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元朝出兵平息西域海都对西藏的进扰,并建立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古军都元帅府,巩固了在西藏地方的统治,使西藏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唐代吐蕃名相禄东赞后裔五世仕唐考

唐代吐蕃名相禄东赞(按:禄即论的异译,大臣之义,藏文献作噶·东赞,今据《唐书》)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就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往唐王朝求婚的名臣、大家都熟知的“五难婚使”的故事,说明他是非常聪慧机智的。他至长安,见到李世民(太宗),应对得体,得到李世民的赏识,封他为右卫大将军”,以琅琊公主外孙段氏妻之。则当时不仅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结成甥舅关系,而禄东赞亦与唐王室有姻娅关系,他的儿子钦陵也到长安“入侍”,故后来他的孙子论躬仁(《唐书》作弓仁)谓:“宰相为论,因而氏焉”。率部归降,子孙因家自银川,至于京兆。就很自然了。     

“喇嘛教”之名何须改

《西藏研究》有文提出:“喇嘛教”之名不当,宜改为“藏传佛教”或“西藏佛教”。此后,陆续见报刊有文申此意见。我则以为大可不必。名称约定俗成。既已通行,众人皆知,何须更改?“中国”,今证明并不居世界之“中”,难道也要改?喇嘛教之“喇嘛”是藏语音译,内地流传已近千年,人们都知道是佛教一个宗派,源于藏,而传青、蒙各地,已经可以了。改为“西藏佛教”,又有何优越?表名称之名词,不可能将意义概全。“黄河”取“黄”义,长江取“长”义,但黄河也长,并有水清的河段;长江也有水黄的时候。     

曾经广为流传的童蒙读物 吐鲁番出土《千字文》小记

《千字文》是我国传统蒙学读物之一,作者为南北朝梁代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当时,按照梁武帝的旨意,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命周兴嗣编纂成文。其通篇每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结构整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千字文》一经出世,便被梁武帝当作教习诸王识字的模板。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字,杂碎无序。     

关于将藏中南地区大开发大开放纳入国家重点开发战略的建议

藏中南地区即西藏“一江三河”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开发区,目前启动大开发大开放不仅是因为其有良好的区位条件,而且具有经济开发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支撑条件.经过多年的发展,藏中南地区有较好的开发基础,为进一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重点区域开发实践为藏中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此,建议启动藏中南地区大开发大开放并加紧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加快制定藏中南重点开发区发展规划,明确藏中南重点开发区的发展方向,中央制定藏中南重点开发区的特殊政策.     

“鸟田”神话刍议

一、“鸟田”是神话,不必当“真”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说:“……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不必由人劳动——董注),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橔桐棺,穿扩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     

“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商榷

在回回一词的语源问题上,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把回回看成是回纥(回鹘)一词的音转。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纥之转声也”。可见,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早在明末清初便已经有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著作,无不采用此说。 例如,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指出:“唐书称回纥之先本匈奴,则似与今蒙古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