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

人类社会已迈进了焦虑的时代。焦虑的本质是基于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可靠性、持续性的基本信任的本体性安全体系的瓦解;本体性安全体系的崩解源于因生活之惯常秩序的消失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在现代早期,理性与革命对传统秩序的撬动开启了不确定性的闸门;风险社会的来临标志着不确定性向全球、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和弥散,从而也迎来了本体性焦虑的时代。面对日益叵测的命运和未来,人类以各种方式努力寻求安全保障,但这些努力不仅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焦虑,而且在今天这个体化风险社会中,其本身也越来越难以为继。风险社会可能导致"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从而相应地产生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在中国,除了要承受个体化风险社会之一般性的焦虑,社会成员还要多一分权利缺失状态下面对尚未完全被驯化的权力的惶惶然。     

浅谈科技的伦理价值及合理利用

当今时代,科技已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科技是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科技本身是伦理价值中立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取决于运用它的人和方法。为了趋利避害,使科技更好的造福于人类,我们应实施适当的社会控制争取对科技的合理利用。     

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基本价值,自由与秩序互相依存,这根源于它们各自内在的价值限度。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自由一般被具体化为人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结构,秩序一般被具体化为一种法治结构。在法治的结构框架内,人的自由权利与社会政治秩序实现了统一,社会政治系统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自由与秩序的互动共存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这里应强调的是:社会政治稳定是作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自由与作为法治结构的秩序进行互动的结果,也是这种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状态。伴随民主政治的兴起,社会政治开始从权威结构秩序向法治结构秩序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稳定依赖于权利与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获得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对于社会政治稳定来说,这种动态平衡关系是自由与秩序互动共存关系的逻辑延伸。     

从科技理性看科学家承担伦理责任之可能

科学家从事科研活动的过程就是一个科技理性的选择过程。科学家用工具理性还是用价值理性来指导自己的价值选择,直接导致其科研成果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如果一味追求科技的工具理性,就会使人类疯狂的追求物质的发展而扼杀了生命意志和精神生活。为此我们应该在保证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前提下引入科技的价值理性,用科技的价值理性来规范科学家的伦理责任,用科技的价值理性来引导和规范科学家的科研行为及科学家的伦理责任,从而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     

先秦道家人文关怀思想的现代价值意蕴

伴随着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类中心主义、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以及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的极端化,由此所导致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灾难、人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紧张冲突、信仰失落等现代性危机日益凸显。而中国传统人文关怀思想尤其是先秦道家理论体系中所彰显出来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与宇宙情怀,崇尚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人与社会的群己和谐、人与己的身心和谐的思想主张,无疑仍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蕴。     

论程序正义的生存论意义

程序正义决定了法律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充分展示和保障了社会的基本正义.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这种"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法律文化,使程序的地位被看得很轻,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文化观念势必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裁判者、被管理者、被控制者失去了基本的人的尊严,沦为实现他人、社会、国家本身目的的手段.程序正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等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     

安全的限度:知识之束

人类社会历经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正走向一个新的社会阶段,安全问题始终相伴左右.随着风险观念引入到安全管理之中,安全问题包含安全和安全感的主、客观两个维度,人类获得安全方式因知识基础的差异先后经历了安全科技论、安全工具论、安全管理论、安全民主论以及安全政治论等几个认识阶段.随着人类认识能力不断深化,人们越来越明白人只能生活在有限安全的价值与事实之中,而制约绝对安全获得的恰恰是不确定的知识.     

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缘起及其价值取向

后工业社会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导致了外部价值标准瓦解的困扰和价值观念丧失的精神危机,"生存危机和科技的负效应"、"文化生态失衡与社会道德滑坡"和"人的主体性的现代内涵与人性危机"成为西方教育价值取向发生新变化的主要因素,促使人们针对现代社会和教育自身潜在的问题,对现代教育价值取向重新定位.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范型应运而生.建构主义思潮根据新的知识哲学观,通过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诠释,唤起了对学习者主体性的真正关注,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阈下的可持续发展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自然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马克思实践哲学认为,人与自然不仅存在着工具性价值关系,而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蕴涵着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社会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本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异化”与“解蔽”——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技术思想之比较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两人都对技术问题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技术思想。马克思认为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导致了人类深陷奴役的泥潭。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应用,因而马克思认为要想摆脱人被奴役的局面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变革生产关系。然而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却触及到人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将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作为一种"危险"的关系,确定为真理的极端展现方式。正是这种极端的展现方式让现代人处于"无家可归"的困境之中。海德格尔认为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重新入"思"存在。     

关于技术问题的政治哲学解析

在当代社会中,技术本身成为问题,或者说技术成为政治问题。对技术问题的政治哲学解析表明,专家占据主导价值地位的技术权力不对称现象存在于大多数技术领域,它为从自由、正义和民主等方面审视当代技术范式转换留下足够空间。就技术与自由的关系看,尽管肯定-共时和肯定-历时状态以技术的正价值判断承接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但否定-共时和否定-历时状态又以技术的负价值判断表明我们不能把人类的终结自由完全交付给技术。进入到社会正义评价上来,必须着眼于弱势群体获得最大利益,对技术权力不对称进行调整,以技术负价值最小化作为目标承诺,涵盖技术正价值最大化实现。这种评价也意味着技术的可选择性,它要求技术与社会的共同在场,为技术的负价值最小化提供更为广泛的协商民主政治平台,以便从技术与人类美好生活和环境可持续连接方面展示人类可能的未来。     

风险社会人的生存危机与化解

风险社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境遇,它表现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人相依为命的社会环境出现危机;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支撑人信念的内在精神价值严重缺失。由此,人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中。要有效地化解风险社会人的生存危机,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构建良好的社会信任体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全球包容性交往。由此,才有助于化解人的生存危机,使人能在风险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经济风险探源

一、大自然──经济风险的第一故乡 自然既是人类的朋友又是人类的天敌。作为朋友它给了我们生存的空间和条件,而作为天敌它又不断地制造各种风险,使人类饱尝优患与苦难。诚然,灾难不等于风险,但是从生存与经济环境的选择看,由于交通与迁徙手段的落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制度的制约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自我束缚,内外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古代社会谈何容易,就是在现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明知道黄河泛滥也还得在黄河边上居住,明知山洪会爆发,也还得在山脚下构屋筑田。14世纪英国普遍流行的 “黑死病”,日本大正12年发生…     

公平原则的多重理解与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

基于对秩序保障的依赖、对制度稳定的渴求、对财产人身安全的企盼,法的诞生本身就意味着确定无疑的安排和预期.人们有理由相信,完全可以通过法律得到正义、权利和自由.然而,被誉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却带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忽视了从价值衡量的角度理解反垄断法的不确定性.以保护竞争为己任的反垄断法的特殊价值在于促进公平有序的竞争.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以公平为价值依据而建构的反垄断法的确定性必然受公平原则的影响.立足于价值与规范的关系视角可见,正是由于公平原则本身的多重理解导致了反垄断法制度上的不确定性.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社会理论研究

文章通过对法国著名思想家梅洛 -庞蒂哲学和社会理论的阐释 ,指出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在于 :将“知觉”和“身体”概念上升到存在本体论地位加以界定 ,从而使“身体”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重要话语 ;对社会文化中的“语言”、“我思”、“自由”的开放性描述 ,使其哲学成为吁求人道与自由、博爱与民主、尊严与公正的社会实践理论 ;他的审美艺术理论深刻解答了审美超越性和现代艺术的社会价值归属问题 ,对艺术真理性也做出了有相当深度的阐释 ,受到学术界的全新关注。     

贫乏的道德性——现代性道德的症结与出路

在现代人普遍的"疏离感"和"焦虑感"背后,是一种对道德性本身的隐忧.正有感于此,在无序的道德世界表象前,普适伦理和底线道德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法则化的道德认知,却愈加使道德背叛生活本身,导致愈趋贫乏的道德和碎片式的道德自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新发现道德与生命、生活的内在关联.     

国际金融风险及其表现

金融风险是指产生金融损失的不确定性。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金融国际化。在金融国际化进程中，各种类型的风险也随之渗透到各国金融业，增加了管理难度，威胁着各国金融业的稳定，严重者可引发金融危机。国际金融风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表现有哪些？本文试作一点简单介绍。连锁反应是国际金融风险的基本特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融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中。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特别是金融业的关联度正在加强。资本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虽然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水…     

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

自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和社会理想以来,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领域都出现了对于法律自主与自治的过度偏爱,以及对于政治的不适当的贬抑.但人类自身的人性需求,特别是基于在生存的基础上对于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寻求,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之中.因为人们过社会生活的动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能的自我保存所催发的人类作为整体的共同保存,这种个人私利中所蕴涵的人类共同的整体利益,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诉求.也成为法律与政治在逻辑与事实上联结的基点.在人类的生活中,无论是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生活领域,其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乃是具有最起码的秩序状态,而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由政治和法律来共同完成的.不仅如此,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或者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的适宜性,事实上也都是由法律和政治共同构筑的,这表明人类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始终是离不开政治与法律的.而从人类具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来看,法律对于政治的意义在于,它承担着政治权力的道德性、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意义赋予和意义展现的责任,使政治权力获得并维持足够的合法性,而这在实行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的现代社会中是至为关键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法律与政治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法律与政治始终都是共生的.     

系统工程观点、模型与管理探讨

<正> 系统工程是二次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管理高难科目的科学方法,也是世界新技术革命中的一项关键技术。作为一门综合性强、辐射性广、拉动性大的技术学科,系统工程正从科学技术发展领域走出来,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系统工程能受到很大重视并得以迅速推广,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现代社会里,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尤其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组织管理,日益复杂;风险程度日益增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文化危机与重构

从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考察我国当前的文化危机,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文化危机出现了"历时性"的"共时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变换裂缝、"工具理性的放荡"与"价值理性的缺失"三个新的特点,影响文化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多,从而使我们在重构文化过程中的难度加大.我们主张,在应对我国当前文化危机的策略中,坚持一种以主流文化价值基础上的现代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