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

工业东亚新现代性模式的出现,改变了原有西方现代性模式独统天下的局面。美国波士顿儒家学者杜维明通过亲身体悟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独到特质,试图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对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新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深度审视。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傅伟勋哲学方法论述评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傅伟勋哲学方法论述评李翔海一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熟知的著名华裔学者之一。作为一个身迹中西的现代学人，傅伟勋走过了一条“出乎中国哲学之外”而又“入乎中国哲学之内”的学术道路。求学期间，他一直专攻西方哲学特别是...     

试论牟宗三对“智的直觉”的证成

"智的直觉"在牟宗三哲学中是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也是他从康德哲学中借用过来的概念。康德虽然提出了"智的直觉"概念,但却通过认识论批判否认了人可拥有"智的直觉",牟宗三则通过对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梳理和挖掘,证明人可拥有"智的直觉"。以儒家思想为例,牟宗三通过对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阐发,证成了"智的直觉"的普遍性,又依据儒家"知行合一"的思想确定了"智的直觉"具有现实性品格。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不同观点,是中西间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的借用,的确起到了更好地总结和阐发中国哲学特质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生态环境问题的文化哲学省思

考察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发现既有人与自然解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实践根源。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出发,可透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达成人类的文化自觉。当代文化哲学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在场"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态文化意识的形成",出场"则反映在人类对生态文明的文化自觉。真正赋予社会发展以一种目的性的关怀,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自觉及理论表达。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儒家经济学原理——作为经济学范式（paradigm）之一的东方经济学

一些学者很早就提出要以东亚的发展为基础,构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社会科学.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儒家学说,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隐含着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另一种学术范式.<儒家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观,儒家学说是以"正义"这一规范性价值判断作为前提的,在这一基础上将经济学定义为"依据正义原理" "管理财产"的科学.对经济活动的逐利与正义之间的关系做了合理的论述,并形成了经济发展理论.     

耶儒的对话——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编纂原则

罗光编纂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是一次基督教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的有益对话。"台湾新士林哲学"创始人的身份,决定了罗光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特色在于以天主教信仰为精神取向,融天主教信仰、士林哲学与中国文化于一体。在编纂过程中,罗光本持着剪枝裁叶、忠于本义、系统研究、福音性质的研究四原则,将中国哲学作了天主教精神的解读,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意义追寻。     

民族本位的世界主义情怀──—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立场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强调以儒家哲学为主体儒化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主张以中国哲学去批评、改造西方哲学，并希望由此成立整合中西的“整体哲学”，表现了一种“民族水位的世界主义情怀”。本文认为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吸纳促成了儒家哲学主题的现代嬗变，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则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新儒家表现出了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哲学倾向，其中包含着某些非现代性，但新儒家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及其提问方式对于当代哲学仍有一定的警策意义。     

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比较研究

道德价值观念是一个民族文明的折光反映和思想标记.由于中西文明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中西当代道德价值观念的内容及特点各异.二者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从道德基点来看,西方立足于个人主义而中国立足于整体主义;从道德类型来看,西方遵循一条"元伦理--规范伦理--德性伦理"路径,而中国走的是一条"德性伦理--制度伦理"路线;从道德价值及评价来看,西方直觉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等各流派以及每一派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而中国学者各自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一些差异;从道德旨归来看,中西当代道德应服务于社会和谐,实现人类幸福之鹄的.     

文化侵略与文化守卫--论19世纪后半期儒家反洋教的意义及其教训

近代中国,基督教强制性输入与儒家士绅的顽强抵制,衍生出中西两大文化"法"与"理"的冲突与张力,且由这种冲突与张力引发了一个个教案并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诚然,儒家反洋教具有反抗列强文化侵略和捍卫儒教中国的双重文化意义,但由于盲目排外的"文化义和团"心态,同时也扭曲了中外文化正常交流的管道.总结这一历史教训,对于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困惑的我们,警惕强势文明文化、宗教与价值观的强制性输入和避免"文化义和团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SPE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中、西、马哲学对话体现出中国哲学界的开放性，几种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理路径的哲学的相互诠释，必将促进新的哲学的产生。这种对话应以问题为导向，面对今日世界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当今中国人民最为关切的问题，贡献出各自的智慧，从不同的文化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法。因此，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也是发展哲学的一种重要形式。     

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追求

程小青侦探小说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思想价值、文献价值、文学变革等方面,其中也反映出程小青强烈的现代性追求。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烛照中国,诊断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种种病症,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保持着审慎的批判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落后这一"疑难案件",进而探讨得到些许建设性的方案。不过,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思索也存在误区。     

论林语堂的民族观念及自由意识

林语堂深受中西文化浸润,其民族观念体现在他试图通过个人文化趣味与文化感悟,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的人文价值及其对应于社会文化选择的个人文化特质,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刚柔并济＂为特征的道家哲学和儒家＂中庸之道＂合而为一,归结为＂中国的人文主义＂。他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寻求灵感,帮助自己确立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念,并创建了文学＂性灵论＂,进一步张扬个性。民族观念和自由意识的确立帮助林语堂对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有了更深切地体会,并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念。     

SPE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Wanted： dialogue at the level of value beliefs among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是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同时也是最为困难和艰难的维度。价值信念层面的良性对话，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之间进行一种真正开放和深入的沟通和融合的前提条件，也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推进当代中国人生命存在的自我理解、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生成我们民族“哲学自我”的重要内容与根本途径。     

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

唐君毅是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他着重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认为"游"的精神是西方艺术所缺乏的一种主体精神,进而以中西比较视野加以观照,指出其根源在"感通之德"。他虽未像徐复观一样使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完全呈现,但却有着隐在的表达:虚灵明觉心乃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与徐复观阐释的"中国艺术精神"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这个话题的终极指向,并非艺术,而是精神。     

论程砚秋的京剧改革思想

程砚秋受到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以及"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改革京剧。他曾尝试吸收西方戏剧之长大力改进中国戏剧,无论从唱腔、唱词、舞台表演及美术设计等方面都对传统京剧艺术程式作了较大的突破及创新。但他晚年则完全沉醉在挖掘、清理传统戏曲遗产,总结传统戏曲规律,维护传统戏曲精神之中。程砚秋从向西方戏剧学习的狂热到回归到维护传统的经历,可视为传统京剧艺人的必然选择。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文化对话与社会工作本土化

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一定要考虑中国的文化特点。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应排斥外来文化和西方社会工作,而要在文化对话中,实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国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中,既要立足本土文化,也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社会工作的优点和经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