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引致与供给滞后

以新的高效率的制度来代替旧的低效率制度的过程，便是制度变迁。变迁的发生导因于制度供求平衡。而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演化中，需求变动一般处于变动地位，制度供给则是对制度需求变化的反应与满足，并且，这种反应往往是滞后发生的。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引致与供给滞后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时滞后的特点。一、制度变迁中的需求引致康芒斯以来的许多制度经济学家从两个方面理解制度。首先，制度满足了人们的收益要求，即一项制度安排"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     

论和谐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构成,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制度的实施效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演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应该考虑意识形态变迁的特点,注重用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引导社会思想意识,重视正式制度变迁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推动作用,积极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融合,循序渐进地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东北振兴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产权制度、市场制度、政府管理体制等正式制度变迁相对落后,这与东北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相对不支持正式制度变迁有关。通过比较东北与国内发达地区正式制度变迁、东北与浙江文化及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差异,可以证实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创新是东北振兴的关键。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论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农村改革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农村改革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有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却阻碍了农村改革。因此,只有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促进非正式制度与农村地区社会经济良性互动,通过合理制度安排,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的相容,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才能获得积极的制度支持。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与激励的制度分析

社区服务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 度变迁过程,它的运行绩效取决于社 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和政府对这种制度的供给是否一致、是否均衡。稳定的社会秩序、于净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和谐的人际关系等是居民的基本需求。社区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建立多元互动的合作机制,需要供给机制的创新。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生存特质和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制度非均衡状态和潜在利润希冀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将诱致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变迁,从产权结构一元化到多元化、内部产权边界混沌到清晰化、流量产权虚置到动态化、产权封闭性到开放性;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非正式制度安排、传统家庭制度、信任制度缺乏的制约,其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本文结合浙江省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根据对乐清的实地调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移植、制度陷阱与制度创新

经济转型或经济制度变迁无非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并以后者居多.而制度移植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为移植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移植制度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制度的内涵,它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进而使制度变迁掉入制度陷阱.走出制度陷阱的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即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实践证明,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制度移植失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来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就.     

论立法的制度环境

立法是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立法的需求、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都受到既存制度的制约与影响。立法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宪法秩序,法律、政策等构成的正式规则,道德、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规则。宪法秩序决定了立法的创新空间,正式规则为立法提供了兼容空间,非正式规则则具有对立法修正与改造的功能。     

控制政府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

当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而出现制度不均衡时,就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制度需求.控制政府交易成本可以通过政府协调成本、政府信息成本和政府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社会主义劳动工资制度的性质和特点

目前,我国在改革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中,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劳动工资制度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劳动工资制度是人们与从事劳动有关的一切制度的总和,是社会对劳动力进行管理的意志关系的各种表现,归纳起来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劳动者和物质条件相结合的制度,如就业制度、用工制度、劳动力的招收和调配制度等;二是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后对劳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规定,如工资制度、保险和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等。实质上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途径,以及劳动产品的分配两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所有权属于劳动者全体所有。这种经济关系反映到劳动工资制度上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不需要任何中介环节,劳动成果的分配按着劳动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原则。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动工资制度的根本性质。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缺陷——政策失误将日本经济拖入长期萧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大致可区分为诱致型与强制型两种方式。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的法令引起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     

非正式制度安排与中国的经济改革

本文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文化传统等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影响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选择，强化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它在一些方面延长了改革的时滞，另一些方面又促进了改革方针政策的顺利推行，有些非正式制度促进了经济绩效的提高，有些则干扰和降低了改革的绩效。说明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必须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与我国国情与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改革顺利而有效地进行     

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约束

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长期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有其深刻的根源.基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范式,正式制度的解释为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边缘化提供了严谨的理论论证;而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非正式制度的广角式探源更能为这种边缘化现象作出来自于实践的有力回答.在现阶段,制约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自身先进政治文化的滞后与短缺,表现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本位主义意识形态对农民工的抗拒,表现为中国城乡发展的特殊逻辑下农民工自身身份认同的模糊.基于此,必须推进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强化城市政府的城乡统筹发展意识;创新培训教育与宣传方式,培育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重要;(3)中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4)人是现实的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可以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行为;(5)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6)中国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下放权力;(7)稳定的环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邓小平的制度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建立城市非户籍劳动者综合社会保险制度

城市非户籍劳动者社会保障利益受损、保险权利虚置源于以相关社会保险制度总体架构残缺、制度供给不足和实施机制软化为表现形态的制度真空和扭曲。决定地方官员、企业及劳动者逐利过程中特殊行为的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构成了上述制度缺陷更深刻的制度背景。鉴于此,中央政府应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构建统分结合,互联互认,激励个人的一费制城市非户籍劳动者综合社会保险制度。     

从认知对制度选择的影响诠释日本雇用制度演化

日本传统雇用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在"稳定雇用"理念下,对正式员工维持长期雇用的习惯及所提供的劳动条件。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不但无法解释日本传统雇佣制度的产生与存续,而且还与日本雇用的典型化事实产生了矛盾。通过回顾战后70年日本雇用制度的演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其与主流经济思想的转变具有高度相关性。经济思想通过对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关系认知的影响推动了雇用制度的演化。本文以"经济思想——认知——制度选择"为分析框架诠释了日本传统雇用制度的产生及其演化原因,进而指出对核心员工的终身雇用与对边缘劳动力的非正式雇用符合企业利益,因此,这一"二重雇用结构"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作为日本雇用制度的主要特征而存在。     

The Coll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Labor Policy

中国的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转型。《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劳动关系的个别调整在法律建构上已经初步完成，同时也开启了劳动关系集体调整的新起点。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在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过程中，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从权利争议到利益争议，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特点。中国的劳工政策亟待调整和完善，内容包括劳动关系理论指导和调整模式的选择、集体劳动法的健全、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确认以及两种劳工力量的关系处理等。     

制度信任与中国企业成长的信任伦理难题

制度信任是以社会中制度之制约为基础的信任。不同文化体系下的企业对环境中信任资源的依赖与融合存在着两种选择:一是向自然情感、血缘、性情、个人声誉和各种属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私人信任靠拢;二是向社会理性建构的并经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制度信任靠拢。中国企业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受制于外源性制度信任供给不足的影响很大,存在着两大伦理难题:非正式的制度信任遭遇被瓦解的危机,而正式的制度信任尚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企业在后单位制时代面临一系列的内部整合与外部适应过程,其中引起广泛争议的制度信任论题是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家的互信合作。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