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我国EKC实证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状况先是恶化而后得到逐步改善的现象,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曲线.根据此理论,应用1995年至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及简化模型,对我国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废气、工业固体物产生量与人均CDP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证实我国也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现象,并据此提出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的时机与相应对策.     

甘肃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本文通过选取相应金融发展指标,并将甘肃省指标数据与全国平均水平及西部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得出甘肃省金融发展水平偏低,绝大部分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平均水平。然后选取GDP及非金融机构融资量两个指标的各省市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构建变系数面板模型得出:甘肃省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相对于全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偏低,甘肃省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低,经济增长没有更好地促进甘肃省金融的发展。     

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把握营商环境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文章基于2017—2021年中国31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改善能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明显,在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尚未显现。营商环境子指标的影响分析表明,市场环境水平、政务环境水平、法律政策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人文环境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者开办企业、给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两条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各地政府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营商环境优化方案,统筹兼顾地推进营商环境。     

投资对就业的产业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东北三省面板数据

扩大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果因产业和区域而异.东j匕区域第二产业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最强,第一产业投资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显著,第三产业投资的就业激励劣于第二产业.因此,投资取向应当尊重实际的区域产业效率,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升级而延迟投资对就业的生产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脱实向虚”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作用明显,但其能否有效避免企业“脱实向虚”仍待检验。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活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并且呈现出“结构性”调节特征,对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回归实体的引导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改善实体盈利能力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有助于企业“脱虚向实”。此外,有效合理的金融监管和良好的数字政府发展环境均有助于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企业去金融化、破除“脱实向虚”难题提供可行路径,并为完善金融发展、发挥数字合力提供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产业区域集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5²012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集聚呈倒U型影响,从整体上来看,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产业集聚水平增强0.269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均值为10.77,仍低于拐点值11.2,规制强度的提升会促进产业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从区域上来看,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大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以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取消农业税对我国农民减负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广义矩估计

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市)取消农业税前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及其税收额作为面板样本数据(Panel Data),运用广义矩(GMM)方法估测得到30个省(市)的平均农业边际税负为2.27%.通过聚类分析,将中国30个省份的宏观农业税负化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取消农业税直接减轻了30个省(市)农民的税负,但各省农民减负的程度却存在很大差异.     

潜在产出与要素投入关系探讨——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HP滤波法估算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潜在产出,并基于投入产出表推导的公式计算制造业行业的固定资本存量,通过对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的调整,重新构造中间投入价格指数,估计制造业各行业的中间投入.在此基础上,利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对潜在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潜在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生产要素的贡献差异明显.     

区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研究——基于中国四大经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7—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与误差修正模型,分区域对中国以及东、中、西、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度做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和短期内,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不同,其中交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要优于长期,而教育、人才及专利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内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不同的区域,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大小差异明显。     

什么影响了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开放度?——基于11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分析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本国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汇率市场化和对外贸易增长会增加资本项目开放度,货币供应量和外汇储备增长会减少资本项目开放度;固定汇率制下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程度比浮动汇率制下更高;不同国家资本项目开放的主要因素不同,但经济发展特点相似的国家往往类似;在美洲地区、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资本项目开放共同的主要因素为经济基本面(GDP、CPI)和汇率.中国应借鉴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争取在2022年左右能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中国市场营销学研究的现状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的研究

从2000—2004年发表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新管理》上的规范论文中,有169篇营销管理类论文,同时,检索同期发表在国际权威营销管理学术期刊上的145篇学术论文,通过计量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市场营销管理研究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在研究方法上,国内不属于严格学术论文的规范型论文占的比重比较大,不善于运用实验方式获取定型数据,也不善于设计模型;在研究热点方面,国内对于品牌、消费者行为与心理以及客户关系的研究内容和理论深度与国内比还存在明显的滞后;在论文规范性上,2000—2004年国内各篇营销管理论文的平均引文数量为10.6条,国外2003年平均引文数55.16条,2004年50条;在研究平台的影响力上,根据被引次数所作的权威期刊影响力排名中,国内期刊仅有《南开管理评论》上榜,影响因子为0.057,在学者影响力排名和作品影响力排名中,国内学者和专著均未上榜。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内市场营销管理研究起步晚,二是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未进入国际研究主流,限制了营销管理研究的发展。     

土地价值、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农村土地主要具有生产价值、财产价值、转让价值,农户家庭根据自身禀赋对土地价值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会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对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偏好强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较弱;转让价值提高会增强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满足农户的土地财产价值要求、提高土地转让价值、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改革现有的农业生产补贴制度、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程度,来增强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来自2002-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知识经济社会,企业能否实现长期价值创造取决于其是否积极培育、有效管理智力资本要素.本文选取2002-201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内部治理机制与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虽然能提升物质资本价值创造效率,却抑制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而且不同的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各类资源价值创造效率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其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是最为重要的治理机制,其有助于增进包括智力资本、物质资本在内的全要素价值创造效率.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构建智力资本导向型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城乡人口流动如何促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0-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但2010年后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东中部地区城乡人口流动能显著促进乡村振兴,西部地区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东北地区二者表现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乡村振兴的五大指标来看,城乡人口流动对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乡风文明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治理有效存在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中国城乡间的单向人口流动已呈现稳定态势,应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人口流动政策,特别是积极推动城乡间的双向人口流动,使之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深度融合的主要力量。     

政府干预下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因素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在经济增长初期,能源的投入能够带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当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由于能源本身的不可再生性,能源消费的各类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基于此,文章构建我国29个省区市1990²012年面板数据库,并运用协整分析、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及完全修正OLS和动态OLS方法,考察在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下,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所有影响能源消费因素中较为主要的因素,且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及其就业量的高比重也是能源消费量偏高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则相对较弱。此外,政府干预在长期内并不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既定节能目标,反而促进了能源消费的增加。因此,政府应更多地通过技术进步、自主创新等实现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与此同时,通过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来间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提高能源利用率。     

以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基于A、B两市的实证研究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也是反腐败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持续推进反腐工作的重要保障。在构建法治方式量化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A、B两市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状况进行评价,并提出推进法治思维方式反对腐败的建议。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高校辅导员成长力模型构建研究——基于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先进事迹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先进事迹文本材料的分析,可以归纳总结出构成高校辅导员成长力的六大维度,构建高校辅导员成长力模型。其中自我驱动力、思政引领力、组织管理力、服务指导力和学习研究力为内部维度,外部支持力为外部维度。依据成长力模型,高校辅导员应在激发自我驱动、坚定职业理想,厚实工作基础、提升职业技能,强化学习研究、激发创新活力,完善机制保障、增强外部支持等方面精准施策,促进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发展。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