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唐君毅是中国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大英百科全书》将他列为"中国近代五大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在海内外影响广远。唐君毅努力弘扬中华文化,确立人的道德主体,重塑人格尊严,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克服"人的存在迷失",这对于我们今天抵制物欲横流,挽救信仰失落和道德缺失,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新儒家商兑

<正> 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的关系,这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讨论得很多,尤其是新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新儒家在海外是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思潮。他们坚信儒家思想在现代化的历史洪流中,仍然有它的价值生命;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与中国现代化不但没有冲突,甚而还是中国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动力。他们为此曾有许多论述。如果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这些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主要抉发儒家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肯定儒家伦理精神有着普遍的永存意义;那么年轻一代的新儒家学者则把儒家     

“寄”与郭象“独化”哲学之关系考

"寄"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常常与"兴"联系在一起,但二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分。"兴"的艺术手法仅限于展示自然界简单的类比关系,而"寄"是将情落实于物之上,从而使得他物闪烁出主体的生命精神,二者之差即在个体之情的投注有无。"寄"这种强调个体化、情感化的艺术手法有赖于主体审美的艺术觉醒以及物我区分的高度发达。郭象"独化"哲学彻底打破了物我之隔,还给世人一个本然无主的天地世界,将物之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地。郭象玄学是一种世俗化、人生化的学说,它带来了个性主义空前的高扬,催生了中国山水游赏风气的盛行,给文人大规模的个性化情感创作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寄"的成熟发展与郭象"独化"哲学为同一思想文化脉络下产生的桴鼓相应的文化现象。     

艺道合一:中国美学品格的现代建构——叶维廉阐释道家自然论的历史语境

自王国维以来,宗白华、徐复观、唐君毅、刘若愚等现代学者往往赋予中国美学以非形而上的意义.海外华人诗学家叶维廉对道家美学自然品格的彰显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语境--在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对比中突出中国美学的精神实质和人文价值,因而道家的自然论成为了最为恰适的表述.形而上理论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典型,它为发掘中国美学"艺道合一"的美学精神和现代价值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将中国美学的异质性普遍化,则容易忽视中西哲学和文学本身的历史脉络而陷入悖论处境.     

"忧患"中的天地境界——徐复观"忧患意识"的美学解读

“忧患”一词源出《易传》,“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性格被徐复观提炼出来后,已经成为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徐复观所意旨的“忧患意识”不仅源自儒家,也基于道家,通过徐复观的诠释,不仅张扬出“忧患意识”中的阳刚之美,而且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结构,从而彰显出“忧患”中的天地精神。     

中国文化与人类前途——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58年元旦,生活于海外的四位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徐复观在香港《民主评论》上,联合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和方法,表明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乃至人类前途的根本看法。可以说它代表当代新儒家共同的愿望、理想、情调和心境,在当代儒学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读来,仍值得我们深思、玩味。一、“同情”和“敬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当代新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它的渊源,在我们看来,可以上溯到康有为的儒学改造运动。康有为试图借资产阶级之尸,还儒学之魂,大胆地将封建圣人孔子塑造成资产阶级的教主。实质上,他努力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儒教之国。故当时他有“孔教之路德”之称。但他的儒学改革     

现代危机中的中国经典解释——以徐复观为例

徐复观的解释学回应了中国现代所面临问题,是中国传统的训诂考据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解释学迈进的典范.他认为,思想史解释的目标就是要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用现代西方哲学理念来实现所谓的"转换"和现代化的阐释,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也并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放在西方哲学的框架里面重新解释.经典解释的现代意义产生于原初思想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碰撞,它具有现实性,来自切实的现实需要,同时它又是来自真正的古人思想,不是现代人对古人脱离其语境的现代的过度阐释.解释学对中国思想的"现代疏释"是身处现代文化危机的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有效途径.     

唐君毅文化哲学观综论

唐君毅主张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从形而上出发,从哲学的高度探索考察中国历史文化,以重建和发展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他将道德自我与文化相联系,强调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且为其分殊表现。道德自我构成种种文化意识的灵魂,成为唐君毅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心观念,贯穿于唐君毅的道德哲学、人文精神论、宗教观和人生论等整个文化活动之中,从而使得他的文化哲学体系涵摄了更为深广的内容。唐君毅的文化哲学观是一种超越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具有统摄中、西、印三系思想中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的性质,从而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发展到现代阶段。     

“诗与真”的中西文化蕴含——梁宗岱与歌德、庄子艺术美学精神之关系

梁宗岱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文本。"诗与真"是该诗论的主题词。受德国作家歌德自传的暗示及艺术创作精神的启发,梁宗岱强调诗歌创作不仅要有"经验",而且有生命的坚挚,有对艺术理想不舍的追求。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心灵之真"、"象征的境界"去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化,融入一种忘我的超功利色彩,这背后隐藏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学自然无为的真精神。     

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的内质分析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方向标,其思想核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文人画传统的坚定立场;二是建立写实主义绘画的教育体系。站在今天的历史维度上,去看待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美术改良运动,几乎是毁誉参半。徐悲鸿作为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走向有着巨大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如何客观、科学地认识他本人及其在美术史上的作为与意义,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

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这体现在他的想像方式、自然观、命运观以及所展示的自然人性系统中 ,也包含在他的艺术观中三个极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沈从文的道家观点 ,主要不是他潜心研究所得 ,而是他受大自然熏陶所涵养成的一种气质禀赋 ,从自然中悟得而应用于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语-图"互文之中叙述主体的生成及其特征

本文从语言和图像这两种叙述媒介的各自特征及其互文关系入手,重新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有关叙述主体的诸问题,尤其着重分析了"语-图"互文语境中叙述主体的生成特征及其所影响的中西不同的艺术风貌。这一研究不仅弥补了西方叙事学有关"叙述者"问题的研究缺失,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叙述美学拓展了一个新的视界。     

唐代女性服饰图像学解读——以《虢国夫人游春图》为例

图像学是一种诠释艺术作品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图像的绘画技法、表现形式及人物布局方式的解读,只是图像学视觉上的识别,而画面人物反映的时代风貌、人文风俗及审美意境等,都隐含在形式美中,再现了那个时代女性特有的精神神韵,映射出盛唐时期的社会状况.     

从富贵杭州到诗境杭州——杭州城市想象的文学传统

城市想象是城市呈现于个体的方式。隋唐以来,杭州的城市想象呈现两大传统,"富贵杭州"与"诗境杭州"。"诗境杭州"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白居易、苏东坡等杭州城市建设者是按照诗化、美化、盆景化的标准来建设城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士人文化传统在中唐之后实现转型,形成了远离政治但又不离弃现实的"得其中间"的诗性精神。杭州以其独特的城市山林形态迎合、承载了这种诗性精神。明清至今,"富贵杭州"的城市想象日益凸显,当代杭州城市形象建设亟需倡扬"诗境杭州"的想象传统给予平衡。     

The senator’s tale: the development of Bremen’s bourgeoisie in the post-1945 era

Were members of the German bourgeoisie capable of form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new self-understanding of post-1945German society? Or did they prove to be unsuited as agents of Germany’s new beginning?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y focusing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s reflected in the biography of one pro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German bourgeoisie. Theodor Spitta, who was born in 1873, was elected in 1911as a senator for lif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Free Hanse City of Bremen. Spitta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a generation socialized under the last German Kaiser, a generation which perceived itself as part of a politically liberal Bremen bourgeoisie. He feared the gradual decline, indeed the disintegration of his class. None the less – or perhaps for that very reason – he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goal of restoring a regionally specific form of bourgeois life in the city of Bremen. Although Spitta declared a ‘farewell to the bourgeoisie’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texts, that did not prevent him from actively pursuing the revival of a unique urban-bourgeois ‘spirit’. This spirit was to serve as a tool in promoting Bremen’s central political goal in post-1945Germany: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ty-state’s unique status within Germany’s federal system.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消解虚无主义的路径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否定性的精神现象,可以划分为许多类型,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现象的描述和消解是针对传统虚无主义的,而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中国传统精神价值和当代西方精神价值的双重虚无,表现更多和更强烈的是当代虚无主义,中国民众业已患有轻度的"虚无主义病症",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所揭示的发展道路、所构建的核心价值体系、所塑造的理想、信念,对于中国民众克服虚无主义意义重大,能促使中国民众尽快找到自己的精神方位和价值坐标。